现代经济学以“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一个理性追求私利的人”的假设概念为基石，发展出一套逻辑严谨论证严密的理论体系，对经济现象形成了强大的解释力。而城市规划缺乏这样的理论砌块。城市是人聚居的现象，人与居缺一不可。在规划理论和工作中，人和空间的关系是核心所在。

1. 人类聚居学

道萨迪亚斯认为城市由五种不同的人居元素组成：自然（nature）、人（man）、社会（society）、壳体（shell）、网络（network）。自然包括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水资源、动植物等；人包括生物性的需要（空气、空间、温度）、官能感觉、感情需要、道德价值等；社会包括人口结构与密度、社会阶层、文化模式、经济发展、教育、健康与福利、法律管治等；壳体包括住房、社团设施、商店商场、娱乐设施、行政与商业中心、工业、交通枢纽等；网络包括水、电、运输、通讯、城市布局等。人类聚居学研究上述五项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类按照五个原则（逻辑）塑造“居住”：一是追求与他人、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的最大接触机会；二是以最小气力去争取实质的接触或接触机会；三是以适当距离去营造最优生活空间；四是以秩序化（order，包括生理与美学的考虑）去营造人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他人、社会、壳体和网络）最优质的关系；五是按时、空、实际和能力去整合以上四个原则来组织最优人居：最大接触、最少气力（特别是能源）、恰当距离和优质环境。

城镇的现象是聚居，城镇的本质是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城镇化即创造聚居，就是要通过聚居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使人在城市中生活得更幸福。

2. 人的理性和物性

亚里士多德说“城邦起于保生存，成于求幸福”，幸福是活的像“人”。“以人为本”就是以尊重人的理性和物性为基本原则，“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通过建立适应人的理性和物性的聚居模式，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以满足人的理性和物性的需求。

2.1 人的理性

理性的拉丁文字根有两个：“Reason”来自“ratio”，有计算（calculate）、解释（explain）之意，求用的意识较重；“Intellect”来自“intellectus”，有理解（enderstand）、洞察（apprehenesive）之意，求知的意识较重。

亚里士多德提出“法”，经过十三世纪阿奎那的演绎提出“自然之法”：通过观察大自然各种现象，得出的不变的规律。人的理性会受到内在情绪和外在环境影响，越有理性的人越想他的现实生活与“自然之法”保持一致。有生命之物（动物）非单求存，并求延续——这是一条基本的“自然之法”。

人是有自存和共存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在求自存和延续中还与其他人共存，即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城市人的“基本属性”是理性——以最小气力追求最优空间机会。“最优”是指自存和共存的最高平衡，即亚里士多德指的个人和群体的最大幸福。个人幸福与整体幸福不会此消彼长，只会相得益彰。

自存/共存模式有三个层次：一般情况下人会无损自存地与他人共存；多数情况下人会稍作牺牲地与他人共存；紧急情况下人会不顾安危地与他人共存。

共存是自存的最佳保证，自存是共存的最佳标准。在一个共存的社会中，每个个体都有自存的空间；在一个自存的社会里，每个个体的自存空间都会变小。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必须坚持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原则。

2.2 人的物性

人的物性是指以人的官能、感觉、经验衡量物质环境：快慢、大小、高低、远近、明暗等，即 “人的尺度”（human scale）。

“人的尺度”并不是宽泛的，而是具体和真实存在的。例如，经过千万年进化，人类眼球在不动的情况下，视角是平面以上27°、以下30°。因为来自地面的威胁比天空多，所以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的视角稍微往下多3°。按照人的视角的尺度来计算，20米宽马路对面的楼房，最优高度为4层-5层。又如，人正常谈话的声音传播距离约为2.5米、正常发音每分钟约为200个字等。

在人的物性方面，人类追求空间上安全、舒适、美观和方便。按人的“物性”（包括生理和心理），聚居的最优规模是200,000-300,000人左右（以通勤半径上限与城市人口平均密度来算），相约于城区或县城。这里具有真正民主的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是城镇治理机制的中枢。规划就是要在安全、舒适、美观和方便等方面，帮助人们实现自存和共存的最优平衡。

3. “城市人”理论

不同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有不同空间维度；不同“城市人” （年龄、性别、生命阶段）追求/提供不同空间接触机会；不同人居（规模、结构、密度）承载不同空间接触机会。规划是以尊重“人的尺度”，按自存/共存平衡的原则去匹配典型“城市人”与典型人居。

自存-共存通过四个因素：自存值、共存值（存系数）、整体利益值（整体利益系数）、决策门槛，可以解释和处理双利益与单维度的冲突和矛盾。优化-平衡通过利益排列、维度排列，可以解释和处理多利益或多维度的冲突和矛盾。将二者相结合，则构成了“城市人”理论，可处理多利益与多维度的冲突与矛盾。

“城市人”（Homo-urbanicus）是以人的理性和物性为基本的城乡规划理论。“城市人”理论的起点在人——人的理性、人的物性；终点也在人——自存/共存平衡的美好生活。这是一套完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论。

以上内容根据2018年11月19日梁鹤年先生在“武汉大学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双月学术论坛（第四期）”上的学术报告整理。

作者简介：

梁鹤年，加拿大籍华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前院长，教授。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

“城市人”理论创始人，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等。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从1986年开始在《城市规划》杂志主持相关栏目，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专著《简明土地利用规划》已被列为加拿大规划专业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