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空间系统要素，实现城市人居优化

大历史观下的城市演化及其对空间规划的启示

魏伟、焦永利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同时又承载并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从这样的宏观视角来看，需要采用大历史观寻找贯穿城市发展的主线，以此汲取经验教训，对今天的城市人居体系和空间规划的完善提供支撑。

      回顾数千年城市史可以发现，有几大因素在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影响巨大、贯穿始终，它们主要是：地理环境、思想文化、科学技术。

     一、地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因素
     地理环境是城市起源的决定性因素，是古代城市发展演化的基础因素。在古代城市的发展演化过程之中，人类逐渐掌握了适应环境和驾驭部分自然条件的能力，形成了大量基于地理条件、形态各异且独具魅力的历史名城。

     如：台地之上、柱石构建的雅典卫城（希腊），建于“罗马七丘”之上的罗马城（意大利），发端于塞纳河岛（西岱岛、圣路易岛）的巴黎（法国），欧亚大陆交接处、海湾要塞拜占庭（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地中海滨海城市亚历山大（埃及）、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提帕萨（阿尔及利亚），水城威尼斯（意大利），水坝低洼城市阿姆斯特丹（荷兰），火山口城市庞贝（意大利）、菲拉（希腊），山城马丘比丘（秘鲁），湖岛城市莫西利卡（墨西哥），海岛城市科孚（希腊），生土城市巴姆（伊朗）、希巴姆（也门），沙漠城市萨那（也门）、加达梅斯（利比亚）、盖尔达耶（阿尔及利亚）、姆扎卜（阿尔及利亚），以及古代中国的平原大都市长安（西安）、东京（开封）、大都（北京），江水交汇城市重庆、汉口、九江，江海连接城市宁波、广州、泉州，大运河枢纽城市扬州、临清、济宁，高原城市拉萨、日喀则、古格，丝绸之路绿洲城市龟兹、楼兰、交河，草原都城大夏统万、辽上京、元上都……

     各种地理环境中，“水”是最核心因素。如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在美索不达米亚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乌鲁克、乌尔、埃利都等，以及古巴比伦、亚叙古都、新巴比伦等“两河流域”古帝国的都城；尼罗河在下埃及和上埃及造就了孟菲斯、底比斯两大宏伟都城；古华夏城市亦主要分布于中国的“两河流域”，夏、商王朝在黄河流域中下游营造了阳城、斟都、西亳、隞、殷等都城，周人在渭水河谷营造丰、镐二都，后东迁至洛水、伊水河谷，建周王城成周，长江流域的三星堆、城头山、盘龙城、良渚等古文明遗址中,大型城市也分布其中；古印度的城市始发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摩亨佐达罗是其代表性城市，之后的吠陀文明以恒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代表性的城市为哈斯提那普拉、王舍城、华氏城等。河水与其平原（河谷）腹地为大规模人群集聚提供了必要、充足并且剩余的能量供给（水源、阳光、粮食），更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字、阶级、贸易、军事、精神需求、大规模手工业、交通等功能，为城市起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前，古代城市史几乎就是一部人与地理环境互动关系史的浓缩，由此形成了不同地域背景下各个文明对大地、环境、天空的思考，并奠定了人类文明丰富内涵的地理基因：古中华文明通过“象天法地”的“宇宙观”城市（秦咸阳都城、汉长安、吴王阖闾城等），“天圆地方”图景下“礼制营国”的都城（唐长安、宋东京、元大都、明清北京），江南水乡“写意山水”式的园林，共同构建起中华文明“人-城市-自然-宇宙”之间的呼应关系，也植入至每个华人的文化基因当中；古印度文明以及佛教通过“曼荼罗式”的城市（吴哥王城（柬埔寨），巴德冈（尼泊尔））、寺院（大昭寺、桑耶寺，西藏），将无边宇宙幻化成可见聚落；古两河流域、古埃及、古玛雅等文明的城市中以（太阳、月亮）金字塔、山岳台等大型祭拜建筑为中心组织城市空间，早期罗马人依据占卜、时空关系确定城市的奠基仪式，阿拉伯麦加以“天房”为中心形成朝拜城市，中世纪欧洲城堡中哥特式教堂的至高尖顶体现着神权至上……

     二、思想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内在基因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城市是构建族群认同、文化共同体、文明延续的空间，是人类文明多元性的见证。自古以来，各支文明几乎均是以其中心城市为载体，来构建、宣扬其族群的标识性，并在城市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大至民族、国家，微至个人的文化属性。

     古希腊圣地城市德尔菲、奥林匹亚、雅典等成为古典希腊文明的象征，理性、民主、哲学、竞技等文化基因影响至今；古罗马城是古罗马文明的象征，法律、君主、战争等文化基因同样深刻影响西方文明；城中之国梵蒂冈作为天主教圣城千年以来经久不衰；桑吉（印度）、摩诃菩提寺（印度）、那烂陀寺（印度）、蒲甘（缅甸）等佛教圣地虽已成遗迹，但孕育出的佛教思想传播广大；麦加（沙特）、麦地那（沙特）、大马士革（叙利亚）、巴格达（伊拉克）、开罗（埃及）、哈勒尔（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城（突尼斯）等伊斯兰圣城是文化传播历程中的中心；早已沦为废墟的迦太基（突尼斯）、波斯波利斯（伊朗）、吴哥王城（柬埔寨）、泰可素（泰国）等城市，在历史上也是某个族群的象征之地，甚至成为今日国家文化寻梦的依托；亦有如耶路撒冷、希伯伦（巴勒斯坦）、托莱多（西班牙）、帕尔米拉（叙利亚）、阿勒颇（叙利亚）、瓦莱塔（马耳他）、巴库城（阿塞拜疆）等城市，见证了多个族群和文化的交汇、碰撞、融合；中华民族更是因为有了诸多千年帝都、州府郡县、水乡古镇、边疆要塞、走廊城堡、民族聚落，才在华夏民族的精神内核下不断凝聚和发扬，形成世界上唯一的、不中断的、愈加灿烂的城市文明体系。

     三、人居科学是城市发展的理论支撑

     从广义的科学角度，城市是一门复杂的“人居科学”，自古绵延至今，由“人-自然-社会-建筑物-网络”这一体系构成。通常认为，“人”与“建筑物”是构成城市最直观和最清晰的要素。

     城市因人的集聚而成，古中国有“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理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有“bette city, better life”（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的理念，均揭示出城市以人为中心、“聚居”和“生活”的本质。当下世界各城市也以“人口规模”作为衡量城市尺度的核心因素，“城市规模”也被理解为揭示“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杰弗里﹒韦斯特），“城市人”作为“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梁鹤年），是解释各种城市空间现象的基础。

     “建筑物”更是推动城市演化和发展的物质容器，为了满足城市的各类需求，如居住、生产、商业、安全、生活、管理、交流、能量保障等功能，从古至今的城市都由这些功能性的建筑物或设施所组成，但名称、形态、规模、材质等有所变化并愈加复杂。民居（住宅）、作坊（工厂）、市肆（商场）、城墙（军事设施）、学堂（学校、医院、养老所、公园、体育场、文化馆、博物馆、艺术馆）、府衙（政府机关、公共管理部门）、马路（航空、铁路、公路、道路）、水井（供水、排水、供电、供热、信息系统、垃圾处理系统），这些有形的建筑物构成了庞杂的城市人工物质系统。

     四、历史经验对优化空间规划的核心启示

     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多方面周全考虑，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要科学地切一刀，而不是鲁莽地一刀切，否则，结果注定是问题没解决，反而造成更多其他问题通过梳理城市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主线：人们集聚到城市，是为了获取更好的生活。正是“城市人”对城市及其各类功能需求的不断提升，激发了空间规模的扩大、思想观念的变革、科学技术的革命、产业经济的演进、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服务的优化。

     人类几次关键性的科技革命都是以城市为核心爆发的。古代大规模的筑城运动推动了人类对自然材质进行深加工和充分利用的革命，典型的如古中国的土木建筑，古希腊、古罗马的石质建筑。迄今为止，影响人类最深刻的工业革命，也正是在城市中兴起了对能源利用、科学探索、技术创新、规模化生产的探索。今天，全球创新格局仍旧是“尖”的，创新力量、创新成果在高度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地区持续涌现。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未来要“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因此，如何更好保障这些头部地区的发展，就成为空间规划及其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机制需要把握的首要大势。

     同时，“自然”、“社会”、“网络”同样是城市人居优化的必要因素。“自然”本身就是城市构成的要素之一，地貌、地质、水文、气候、植被等自然系统与人工建筑物共同构成了城市的物质系统；同时，自然也是城市得以形成的前提、维系城市发展的基础，更是塑造城市未来的本底，尤其是在当下全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共识的背景下，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碳排放等城市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处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必须要面对的主题之一。“社会”与“网络”是由“人”构成和衍生出来，城市之所以是一个比蚁群、蜂巢、原始森林等“聚集系统”更加复杂的系统，就在于城市集聚了大量掌握语言、意识、理性、工具的“城市人”，需要通过社会法则、沟通机制建立起秩序，才能谋求更多的能量获取和信息沟通，也只是因为社会法则的差异、沟通机制的特征，才会形成古今中外城市的内在差别。在这方面，空间规划如何体现自然、社会、网络之间的系统整合，最终让“系统效应”超越用途管制的“局部抑制”，才是这项制度的生命力所在。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