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编制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尽管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尽管稳定经济任务艰巨，但我们党历来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无论眼前面对多大的困难，都不会忘了长远的发展，任何时候谋短期和谋长远都是紧密结合的。各地区、各部门从去年开始就已经着手研究“十四五”规划基本思路，即使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依然没有松懈过。即将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将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一步根据五中全会精神编制规划纲要，更需要认真研判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深入思考面向“十四五”的重大战略、重大政策、重大改革，切实谋划好下一个五年的发展。

一、从导向看战略

规划在某种程度上，是各领域重大战略的集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各个领域的顶层设计，注重做好中长期的谋划，陆续研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的大布局、大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中央还注重“一张蓝图干到底”，反复强调钉钉子精神，面向“十四五”的重大战略，一定是建立在已有的战略基础上，稳扎稳打、持续推进落实，同时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完善、进一步丰富思路。因此，顺着这些战略去看，就能把握住下一步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方向。

如何看待发展战略，首要的还是方法论。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些涉及方法论的新提法非常重要，如“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等。特别是“三个导向”，对于我们更好理解近年来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出发点和基本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向作用。

第一， 从目标导向看战略。

中国经济的成长之路，就是制定好远景目标，然后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个一个五年规划接力干。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去是按照“新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稳步推进现代化建设。这些年的重大战略，都是围绕目标来展开，例如，中央近年来下大力气推进的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风险防范三大攻坚战，就是为了胜利完成小康目标而开展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为全面小康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标是既定的，但目标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年，中央对发展的目的性、发展的途径、衡量发展的标杆等都有了新的阐述，使我们对如何理解目标、如何追求目标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以GDP论英雄”，这就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指挥棒，为很多地方解开了“GDP焦虑”，也是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最大的变化之一。我们衡量全面小康的完成情况，也不必纠结于GDP指标，而要更多从关系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领域进行分析，更多从三大攻坚战的完成情况出发评价。

第二， 从问题导向看战略。

对公共政策部门而言，找到问题、分析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前提。每一个文件的制定出台过程，都建立在许多个座谈会、许多轮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都是反复讨论、反复打磨、反复修改完善的结果。这些年经济工作所有重大的决策，都是奔着问题去的。比如，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根据当年经济形势的变化，研究提出指导性的思路和重大举措。以上一个五年规划制定时的2015年为例，当时国内经济形势也极为复杂，经济增速、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工业品价格下降，发生了严重的股灾，金融风险显著上升。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央经过认真研究，作出了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并明确了“三去一降一补”的组合拳，对扭转经济下滑局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五年走来，中间又遇到了很多困难，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疫情，都是突发的重大冲击。但是，中央一直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往前走。

具体到不同领域，中央也都是针对该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立足长远明确新的战略方向。如，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加起来20余次会议，对产业发展、创新驱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精准脱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新型城镇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水安全、森林安全、自然灾害防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一带一路”、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分别提出了基本思路和基本方向，明确了攻克难题的路径和举措，这些领域下一步的发展就要依照各自的战略方向去推进。

第三， 从结果导向看战略。

结果导向是新提出来的一个导向，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指引。有些经济政策，在出台时是伴随一些争议的，是需要时间验证的。有些战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成效，但有些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要等一两个五年规划的周期才能逐渐见效。正确的做法是，从“白猫黑猫论”出发，搁置不必要的争论，只要方向是正确的，就要坚定不移地去推动战略实施。事实上通过这次疫情，我们也可以对曾经的一些举措进行思考，从而有更深的理解。比如，金融领域现在外部风险大大增加，而我们这些年一直坚定地去杠杆、防风险，是不是做对了？再比如，过去一到经济下行时，就会有很多人喊着重启楼市，而在中央反复重申“房住不炒”后，现在这个声音是不是小多了？所以，如果对政策有疑惑的话，先别着急下结论，等一等、看一看，也许就会有不同的认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增加相互的理解。解读政策的人需要多代入到宏观视角，考虑综合平衡及其选择的复杂性。制定政策的部门和同志也需要多代入到微观视角，考虑每句话可能被如何解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各项战略和政策才能形成更多的共识，才能得到更好的执行。

二、从形势看趋势

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天下大势，已经“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而这样的变化，一定会延续到今后几年，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然而环境越是复杂，越需要拨开迷雾看真相，越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相关的分析已经有很多，以下主要分享几个视角的心得：

第一个视角，从国际看国内。

这些年我们分析国际环境的时候，一般会从逆全球化、分工格局变化、地缘政治、民粹主义等方面展开。而在疫情之下，负面的因素正全面强化，全球经济的下行，以及随之而来的经贸格局、治理体系等变化会更加激荡。目前看，全球疫情的发展尚有很大不确定性，发达国家的抗风险能力已经暴露出很大问题，发展中国家更是隐忧巨大。过去我们面临的不可测因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市场方面的，今后会更多体现在国际政治角力、地缘局势突变、舆论战线斗争等方面。尤其是某些国家会更倾向于把国内问题国际化，针对中国的打压、封锁、讹诈会变本加厉，这会使我国本就不平坦的发展道路增添许多新的阻碍。

国际疫情蔓延的影响持续存在，会不断传递到国内，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外需市场严重萎缩，对出口企业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压力。二是服务业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继续被抑制，部分行业将处于低迷。三是民间投资意愿不强，仅靠政府投资拉动难以支撑全年的投资增长。四是企业现金流严重不足，运营成本和违约风险增加。五是市场就业机会不足，部分已就业人口面临降薪和裁员压力。六是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显现，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七是全球供应链紧张影响我国产业链稳定，部分行业已经受到较大影响。八是全球金融市场波澜不断，防范金融风险压力加大。九是脱贫攻坚难度提升，低收入群体需要更多关注。十是部分地方财政出现困难，基层运转存在隐患。总的看，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外部风险传导会带来很多新的难题，如果简单认为中国能独善其身，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今年和“十四五”前期的经济工作，一定会面临空前的压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疫情的影响。虽然战术层面困难大大增加，但另一方面，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在增强。坚定、正确地应对疫情，使我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遏制了疫情蔓延，证明了中国的稳定性，是更加健康的经济体，是更加安全的港湾；也使我们赢得了至少几个月的时间差，这是非常宝贵的时间窗口。前三季度经济的成绩单，已经充分验证了这一点。接下去，还要通过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锚定在新的经济格局和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第二个视角，从科技看竞争。

疫情的发生是全球大变局中一个突发变量，也必将对国与国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更多从决定国家实力对比的中长期变量出发去思考。和平时期各国在全球地位的变化，归根结底要看谁更能创新，科技格局的变化才是决定国际竞争格局的根本因素。

全球科技创新版图，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处在一个新的调整期。其中，中国科技实力突飞猛进成为最主要特征，2013-2019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GII）中的排名从第35位上升到第14位，居中高收入国家之首。随着欧洲和日本在科技竞争中的引领作用相对下降，竞争格局正逐渐从多级化的竞争转为中美两国科技主导权的竞争，而且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选择36项指标对比照过去十年中美科技创新实力，发现所有指标的差距都呈缩小态势，平均缩幅约1.5倍。中国在一些关系未来主导权的关键科技领域，已出现局部“并跑”甚至“领跑”现象。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美国在科技领域具有长期积累，掌握着许多核心技术、底层技术，掌握着科技领域国际规则的话语权，研发投入目前仍比中国高出1倍。美国目前对全球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的吸引力更强，美国高校在科研质量和科研成果上还遥遥领先，产业界也有一批科技巨头。与美国重视基础研究的传统、成熟的市场化机制和深厚的创业文化相比，我国创新体系还不健全，科技实力整体上落后较多。未来，科技创新的“领头羊”之争将更加激烈，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将呈现更加犬牙交错的局面，但要实现赶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

第三个视角，从效率看潜能。

过去我们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着重从总量、结构和周期等角度出发分析，研究创新的时候，也主要从技术的研发、运用及配套体制等方面进行分析。而如果我们深入思考一下经济与创新的关系，思考一下中国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独有特点，就能够发现，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秘密就是经济运行的效率。过去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人流和物流，高强度的劳动投入带来了生产环节的高效，当前信息的大规模快速应用促进了信息流的爆炸式发展，其对经济运行的促进作用是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

当我们讨论5G、人工智能等新事物的时候，讨论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精益制造、敏捷制造这些词的时候，它们对经济发展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新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会进一步改造全产业的链条，改变生产的流程，使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进一步缩短周期、缩短时间、提高效率。而我们国家对新技术的研发也许不一定最超前，在应用上却是走在前列的。这次疫情又加速了一些互联网方式在生产上的运用，远程办公延伸到工厂端，通过移动技术，生产环节过去线下的操控会更多转到线上，交易环节买卖双方会更多在线上进行匹配，生产计划和每日出货量会更加自动化安排，订单的预警会更快地反馈到生产环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机器替代人的过程，而是机器、人、流程更好融合的过程。

疫情也进一步带动了在线消费的发展。快递、外卖等最大的意义，不仅仅是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而且还极大节省了人们的时间，节约了生活的成本，提高了生活的效率。从消费过程中节省的时间，对提高全社会的效率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实际上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些，都意味着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技术更替能更快地发生，进而推动产业和消费的升级，也就带来我们常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升级，这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

尤为重要的是，疫情锻炼了中国的年轻人，使他们对国家发展有了更强的自信。任何关于趋势的研究，不去读懂年轻人的想法，不去代入年轻人的世界，都会是脱离实际的。观察中国的发展就必须看到，在互联网条件下，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某种意义上正呈现非常“新潮”和“时尚”的一面。这必将产生越来越强的全球示范效应，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今后如果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都能过上最“酷”的生活，那这个国家的前景，就一定是美好的。

三、从方位看任务

顺应大趋势，需要谋划大战略。当前，我们正处在两段征程的交汇点上，“十四五”从历史方位看，是启动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一个“新发展规划”，一定要有新气象、新格局、新开拓。要用系统论研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增强战略和政策的综合性、协调性、前瞻性。不光规划五年，也要考虑未来十五年的发展，描绘好远景目标的蓝图。建议可抓住几个关键问题深入研究：

第一， 建设一个包容开放的大市场。

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对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继续保持国内市场的规模，争取拉开与其他市场的差距，稳定地成为最大的市场。同时要不断改善国内市场的环境，提升对全球资金和人才的吸引力。能做到这些，中国经济就将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要认识到，市场的基础是消费，消费的基础是收入，收入的基础是就业，就业的基础是企业。微观主体有活力，市场才能有动力。要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出发，推动各级政府深入领会、正确把握和积极落实中央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精神，特别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纠正思想上、行动上的误区，真正做到对在中国境内合法经营的企业一视同仁，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加公平地对待各类企业。前段时间为应对疫情出台一系列减轻企业负担的举措，在抓好跟踪落实的同时，要着眼长远机制，认真研究“十四五”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打破各种隐形障碍的政策，研究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促进微观主体释放活力的举措。

——要尊重市场规律，更大力度推动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中央已经部署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十四五”要真正做到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政府主要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这样才能把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真正建立起来。要建设市场准入更加畅通、市场开放更加有序、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市场秩序更加规范的制度环境，大幅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使竞争政策全面取代传统的产业管理方式。

——要认识到，市场是最好的蓄水池，只有市场才能牢牢绑定产业链、供应链。针对“脱钩论”以及一些国外产业转移出中国的言论，最好的应对措施就是持续以开放的心态、开放的视野、开放的举措去优化营商环境，使全球的企业都认识到，生产在中国是最高效的，投资在中国是有稳定回报的，产品是离不开中国市场的。要设定目标，争取使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尽快进入世界前列。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十四五”研究中可以梳理一下，有哪些领域不够开放，就去破除这些领域的藩篱；有哪些规则不够开放，就去改进这些规则的条款。

第二， 打造一个充满创意的大工坊。

我们既要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也要巩固全球最大工厂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供给质量，为全球输送更多更好的产品。中国制造已经从“小作坊”走向“大工坊”，今后要更多引入“创意工坊”的理念和做法，使科技与产业的大融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

——从0到1，从1到N，完善从研发到应用的链条。我国在创新方面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基础研发不足，原始创新不足，科技这座大厦的地基不扎实。在研发环节，要给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更大的空间、更大的自主权，去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着力打造让创意迸发、让灵感泉涌的环境。加强产学研协同喊了很多年，但效果仍不理想，关键是利益机制没有理顺。要加大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的激励力度，通过落实科研人员产权，使其能无保留地投入到研发创新中。要增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建设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同时可在合作中引入更灵活的机制，提升科研的效率。特别要注重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区域创新协同效应。还要认识到，这些年我们聚焦在技术供给端的体制机制，但创新的激励，是可以通过需求端拉动的。空谈原始创新是没有用的，把通道搭好了，把知识产权保护好了，让竞争更加充分起来，创新自然会源源不断。

——从旧到新，以新带旧，全方位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新基建、产业互联网的建设，都会推动新产业的大发展，也会推动传统产业的大改造。从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制造业”的发展趋势看，今后需要需要更加注重智能化、集成化的生产，也会更多出现个性化、精细化的制造。由此，在产业政策上也要更加智能化、精细化，不能简单地以产业出现的早晚来区分新旧，也不能简单地以产品表面的噱头来判断技术含量的多少。现在很多传统制造企业是有危机感的，由于不少新技术、新产品被归入老产业，享受不到相应的支持政策，甚至受到一些歧视待遇，影响了企业的改造升级。“十四五”抓新产业、新技术的发展，一定要避免胶柱鼓瑟，要有多样化的手段和办法。

——以设计引领品牌，以标准引领质量，以业态创造价值。中国制造的前行之路非常艰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固有的印象很难打破。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消费领域，中国制造正在逐步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越来越多独有的设计元素正不断体现到中国产品中。传统品牌的固有优势虽然很难打破，但年轻人更容易对新品牌产生粘性，而设计对品牌的魔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厂商所认识，“十四五”规划应把设计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同时，也要由表及里，通过制定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在各行各业建立高水平的新型标准体系，全面提升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还要看到，模式也是生产力，业态创新、流程创新也能创造价值，产业政策既要关注具体的产业、产品、技术，也要关注商业模式、生产流程的创新，并予以相应的支持和推广。

第三， 构建一个空间协调的大布局。

这些年，我们对经济发展与空间发展的关系认识逐步加深，越来越注重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统筹布局，越来越注重从不同空间尺度去规划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越来越注重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去推进空间治理。“十四五”时期，要绘制出一张更加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全国空间发展布局蓝图，努力践行“一张蓝图干到底”的要求，让古老的河山焕发新的容颜。

——大均衡，小集中，优化区域发展格局。近年来，中央对全国区域发展布局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部署，目前看，“4（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2（沿长江、沿黄河）+N（若干个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大布局已经基本形成。这是一种面上兼顾均衡、局部集中发展的布局，是十分符合中国国情的。“十四五”的重点是推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促进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成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这就要求摆脱思想上的一些桎梏，从过去大城市与小城镇的模式之争中走出来，更多着眼于经济规律，更多着眼于发挥人口、资源集聚的规模效应，围绕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和发挥城市群协同效应做好文章。区域政策也要向更加精细化的方向转变，要依据区域主体功能而不是行政区划，实施更为有效的空间治理。

——降门槛，增容量，加快城市化步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也是一个消费升级、市场扩张的过程。近年来城市化步伐较快、人口涌入较多的城市，往往也是城市综合实力上升较快的。城市化的中心目标，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落户问题。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是城市生活的保障者，不要等到用工缺人的时候才想起他们，不要等到快递慢下来的时候才想起他们，不要等到城市慢下来的时候才想起他们。要善待他们、容纳他们，要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更多的农民工能够留在城里安家立业。为此，在“十三五”规划设定1亿人落户目标的基础上，“十四五”应继续设定相应的目标，并提出更有力度的政策。城市建设也要围绕人的需要进行，让每一个细小的角落都充满人情味，让城市文化成为吸引人口的重要元素。

——源头保护，综合治理，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近年来，我们在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也要看到，几十年的生态欠账是巨大的，还有很多关系全国生态安全的地方等着我们去保护和修复。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提出“十四五”全面修复生态系统的构想和方案。要选择全国生态重要性最高、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区域，从源头上探索恢复生态平衡的有效途径，构建好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生态工程与其他工程不同，应更多地顺应自然，借助自然的力量进行修复；充分考虑生态系统同一链条内和不同链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更多采用综合性的治理手段。此外，还要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实现机制，更多动员民间力量、民间资本投入生态修复，打通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通道。

第四， 搭建一个服务民生的大网络。

面向现代化的民生建设，主要目标是“让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要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出发，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关注不同领域的需求，关注不同层次的需求，努力搭建起一个覆盖全国人口的公共服务网络体系。其中，政府的直接投入要聚焦于保基本、守底线，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同时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实施知识中国、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教育要以更有效地传播知识和培育人才为导向，延长教育链条，创新教学课程和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建议适当降低英语在高考中的分数比重，让中国的孩子能解放更多的时间用于其他知识的学习，这对于减轻学生负担、增强知识摄入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必须摈弃不必要的争议，纠正简单把学英语与开放等同的认知偏差，尽快启动这一改革。要打通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通道，促进二者融合，推动职业教育进入大学。在医疗卫生领域，要从疫情中吸取教训，充分认识到我国公共卫生的短板，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要结合城市化战略实施，优化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以中心镇、重点镇为主要网点延伸布局优质公共资源，推广普及网络教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社会保障要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增强托底功能，国有资本在这方面要做出更大贡献。

——市场化供给，智能化服务，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深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服务体系，鼓励民间资本、社会力量更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改革政府投资的模式，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做法。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鼓励商业医疗机构提供公共卫生服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等领域。住房制度改革要打破用地和住宅两个供应主体的垄断，大力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重点解决好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要着力提升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结合数字城市建设打造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用信息技术打通“最后一公里”，增强服务的可获度、便利度。

——重点关注“一老一小”问题，实施可持续的人口战略。有关预测认为，到2025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可能占到总人口的14%，0-14岁少儿人口占比可能为13%，前者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后者甚至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抚养比的上升，老龄化的加剧，将会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建议把调整生育政策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十四五”规划的一个重要着眼点。特别要看到，儿童的成长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让人焦虑的问题。建议以一个系统性的“中国儿童成长工程”为统领，全面实施胎儿优育、婴儿优生、儿童营养、儿童教育、儿童图书、玩具产业、儿童体格锻炼、儿童品格培养、儿童社会实践、儿童医疗、儿童心理、家长培训等行动计划，让中国的孩子们都能拥有美好的童年。

当前，最重要的是编制一个凝聚人心的大规划。规划要倾听各方声音，回应群众诉求，寻求更多共识，设计更多亮点，成为一个包容进取的规划。规划是面向未来的，规划编制的过程本身，就天然应该去拥抱新事物的成长，在宣传和解读方式上都可以进行创新。要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来为规划擘画，共同去刻下一笔一划，共同描绘好走向现代化的梦想。

作者简介：

董煜，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本文转载自“规划居”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时事报告》杂志2020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