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魏伟教授,硕士研究生陶煜、杨欢撰写的论文《大城市中心区小学布局满意度提升规划策略》于《规划师》2020年第16期发表。
大城市中心区小学布局满意度提升规划策略
摘 要:作者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魏伟,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学硕士研究生陶煜,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学硕士研究生杨欢在《规划师》2020年第16期撰文,文章应用“城市人”理论,构建了“寻求使用者与服务者合理需求共识”的小学布局规划方法,并以武汉市为例,采用回归分析等方法辨识小学供需双方的满意度共识,验证基于供需匹配的小学最优服务半径范围,同时利用典型社区要素提取、对比和回归分析方法,通过人口密度、道路网密度和社区用地混合度等空间要素的优化,提出人居环境优化策略,以提升居民对小学布局的满意度,更好地匹配居民需求。
关键词:“城市人”理论;供需匹配;小学;满意度;武汉市
0 引言
推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改善民生的重要措施。全社会对基础教育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关注点也逐渐从“基础教育普及”发展到“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均衡”。在当前城市中心城区小学资源布局当中,普遍存在小学配置没有考虑居民需求的空间差异性、规划布局不合理引发的资源均衡性不足、服务半径设置不当导致的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小学资源的空间分布问题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以追求优质教育服务为导向的居住区位竞争与居住分异现象加剧了小学资源配置不公的问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导致“跨区择校”“人户分离”的现象,教育资源的竞争将公民获得同等接触公共服务设施机会的壁垒再一次提高,以及高价学区房使开发商汲取大量超额利润导致资本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的问题等。随着“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推进,对小学的布局研究需要从供需双方的公共利益出发,在寻求双方共识的基础上,解决城市动态发展中的小学布局的供需矛盾,提出合理的规划指标体系,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当前,针对以小学为代表的基础教育资源布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①基于“服务配套”视角,面向小学的服务半径及可达时间,从学区划分、人口协调度和交通出行等客观条件入手,依托GIS 空间分析工具,优化中小学布局,研究服务区划分、规模核定及布局均等化评价等;②基于“公平性、均衡性”视角,面向居民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心理特征,研究基础教育设施配置及不同地区间的差异、设施可达性、多样化需求带来的不同“住—学”时空结构、流动儿童基础教育设施的匹配等内容;③基于“供需匹配”视角,研究构建规划指标体系,如生均用地面积、千人学生数指标等内容。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1) 如何寻求居民需求与小学布局配套的共识?
小学布局一方面要满足居民的人本化诉求,另一方面也要符合规划配套对土地使用效率的平衡,在合理的服务范围内服务更多的居民,而不是越近、越密集才好。因此,本文以设施使用者、提供者的需求为起点,基于供需匹配的原则,寻求使用者与服务配套的共识,理性考虑小学的规划布局问题,这与“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
(2) 如何通过提升人居要素的方法,提高居民对小学空间布局的满意度?
为了提升居民对小学布局的满意度,服务半径的供需共识匹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其他如小学所在社区的人口规模、道路、社区用地混合度等人居要素是否也是影响居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无论是设施的使用者还是服务者,他们与人居环境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每一类人群的行为会塑造人居条件,人居条件也会刺激不同人群的行为。为了使这种互动关系正向发展,就要营造不同人群与其所处环境的优质关系。这与道萨迪亚斯的“人居理论”所强调的“通过对空间的分配、使用和改善去提升空间接触机会”相契合。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自存—共存”平衡下小学空间布局与居民需求相匹配的方法,分析验证合理的小学服务半径,并通过对人居要素与居民满意度的匹配,为小学空间布局提出“以人为本”的规划指标体系和具有操作性的规划措施。
1 理论构架及方法解析
1.1 “城市人”理论视角下的小学布局解读
“城市人”理论强调“以人为本”的规划价值观,借鉴道萨迪亚斯的“人居理论”,以“自存—共存”为出发点,结合人的基本物性特征,聚焦于年龄、家庭结构等“典型城市人”属性以及人居规模、人居密度等“典型人居”属性,以匹配“典型城市人”与“典型人居”的关系作为规划工作者的职责,旨在提升空间接触机会,达到“以人为本”的人居目标。在此理论基础框架下,小学布局与居民需求的匹配可以看作是为达到小学的需求者(学生及家长) 和服务者(校方、规划部门、教育部门等) 的供需平衡而进行的规划,这就要求规划工作者不仅要辨析需求者与服务者各自的需求,还要理性地寻找供需双方“换位思考”后的平衡点,寻求双方的共识,才能真正做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平衡与衔接,实现“以人为本”的规划目标。
1.2理性视角下小学布局与居民需求匹配的研究方法构建
针对小学空间布局而言,“城市人”理论可以抽象为一组逻辑方程:
其中,“因变量”为小学空间接触机会,核心为“点、量、质”。“点”即点与布局,在“城市人”理论中,人的“物性”决定了点的服务范围,设施点的选址有着不可变更的“稳定性(不可移动)”和“唯一性(精准投放)”特征,是小学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基础;“量”即量与供应,建立在合理的选址之上,在不超过人的“物性可达”前提下,基于城市人“最小气力获取最大空间接触机会”的理性特征,规划工作者关注与布局结合的设施供需匹配问题,提升供需双方满意度;“质”即质与服务,在“布局”和“供需匹配”工作之外,管理要素并不是规划师所能主导的切入点,因此在服务质量问题中,应对人居要素进行干预,进而从“供给”的角度提升小学的空间接触机会。总体而言,小学布局寻求的理想状态是通过布点规划,在保证人的物理可达的前提下,满足设施服务范围中的供需匹配关系,并在保证点、量合理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引导、社区建设等相关手段,营造出良好的人与空间的匹配关系。
“自变量1”为小学设施布局中的“典型城市人”,即“学生与家长”和“小学服务者”。依据“城市人”理论,家长、学生等使用者(需求方) 与校方、规划部门等服务者(供给方)作为一组典型的“城市人”,供需双方以理性的“自存—共存”达到平衡,在共识中提升“城市人”双方的空间接触机会,才是理想的小学布局。使用者的“自存”是希望追求一个最近的距离,安全、方便地到达学校,“共存”是使用者换位思考,接受校方等服务者的立场,即希望更多的孩子可以更加安全、快捷地到达学校,但无法实现所有需求者都离学校很近;服务者的“自存”是希望在自身承载力范围内服务更多的学生,让学校落点于学生来源最大范围的中心位置,“共存”是考虑学生上下学的难易程度、关心孩子走路上学的安全距离。通过识别需求方、供给方的“自存—共存”,达到双方各自的需求共识,寻找更为人性化的服务范围,其中校方的服务范围或会偏高(上限),家长的或会偏低(下限)。“自存—共存”平衡的规划范式强调家长与校方接受的学生合理步行时间与距离是在校方所估的上限与家长所估的下限之间。
“自变量2”为“典型人居”,其并非完全的地理空间,而是不同尺度地理空间内与“人”相关的要素,如校园出入口、交通可达方式、土地使用功能和校园周边环境等。每个“典型人居”都有其典型的人居变量和接触机会。本文通过回归分析方法,以及典型对象的提取,对规模属性、道路属性及学校环境属性等进行调控,干预学校周边的人居属性,进而提升小学的空间接触机会。
2 小学空间接触机会供需分析
本次研究以武汉市主城区为空间范围,基于“城市人”理论划定武汉市15分钟生活圈,将15分钟生活圈划分为低容积率高建筑密度、中容积率低建筑密度和中容积率中建筑密度等7种类型。根据不同类型的生活圈,选取19个典型社区生活圈作研究对象(图1),针对生活圈内的28所小学进行实例论证。19个社区生活圈的选取考量了代表性和普遍性两个因素,首先这些社区生活圈能代表武汉市一定时期的社区发展特点,其次它们在武汉市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典型性,最后社区生活圈的小学配套的完善程度对比较为强烈,能够综合反映现状武汉市的社区状况。
图1 武汉市主城区生活圈的选取
研究针对19个社区生活圈内的小学进行实地调研,运用“城市人”理论,对小学供需双方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研究小组在2018年9月~2019年6月先后进行了8次调研,回收有效问卷1400份,对各小学以及武汉市规划、教育、社区管理等部门进行统计资料收集,并发放有效问卷277份。因为小学设施的适用人群具有较强的年龄及家庭结构特征,除小学生外,适用人群以35~55岁的人群为主,家庭结构较为固定,集中在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
2.1 小学可达性分析
2.1.1 现状步行时间及距离
研究依据武汉市15分钟生活圈的划定结果、《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建议的城市道路网间距以及《城市居住区设计规范》中各类生活圈的时间界定,再结合选取的小学周边的主干道间距实际情况进行取值,划定0~350m,350~700m和700~1000m3个步行圈层,分别对应步行5分钟、10分钟和15分钟可达3个圈层。
根据统计,学生/家长到达小学所花费的时间多为5~10分钟,处于该区间的人数占受访总人数的48.77%,其次为10~15分钟及5分钟以内,处于这两个区间的人数分别占受访总人数的18.44% 和16.72%。
2.1.2 可达性评价
研究统计了3个步行圈层内的小学设施可达性覆盖率,通过GIS 技术分析,得出小学设施点的可达性评价(图2)。
结果显示,低容积率高建筑密度的生活圈可达性覆盖率最佳,并且随着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的提高,小学的可达性覆盖率呈下滑趋势(图3)。对各社区生活圈进行分析发现,在5分钟步行圈层中,各社区生活圈的小学覆盖率均没有超过50%,除DG2、DG3社区生活圈内小学的覆盖率在30%以上,其余17个社区生活圈内小学的覆盖率均小于30%;在10分钟步行圈层中,1/3的社区生活圈的小学覆盖率超过60%,个别社区生活圈的小学覆盖率未达到20%;在15分钟步行圈层中,仅有DG2和ZD1社区生活圈的小学覆盖率达到100%,大部分社区生活圈的小学覆盖率均在80% 以上。
图2 各生活圈小学可达性分析
图3 不同类型社区生活圈中的小学平均可达性覆盖率
2.2 满意度分析
满意度是人的理性共识和物性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主观评价,是设施是否满足“以人为本”理念的最终检验。
2.2.1 整体满意度
从整体上看,学生/家长对小学可达性表示“很满意”与“较满意”的人数占88%,且以“较满意”的居多,所以小学可达性满意度仍然存在提高的空间。
2.2.2 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在使用者的满意度方面,女性稍高于男性。选择不同出行方式的人群,对小学可达性满意度也不同,只有选择步行出行的人群对小学可达性的满意度高于平均值,其余人群对小学可达性的满意度均比平均值低。另外,在小学周边环境、学校硬件设施均较好的社区生活圈,使用者的满意度也较高,同时学校的规模、教学质量等也对满意度有影响。
2.3 供需双方共识分析
2.3.1 空间使用者基于“自存”的通行时间及距离
研究利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所选典型小学的学生/ 家长,其满意度与通行时间、距离呈反比(图4,图5)。基于学生/家长“自存”的心理,为了使未来的满意度高于现状(84.43分) 满意度,以85分为临界点,通过曲线拟合可知:当通行时间小于10分钟、距离小于700m 时,通行满意度达到85分及以上,此时,学生/家长的“自存”心理基本能得到满足。
图4 满意度—通行时间回归分析
图5 满意度—通行距离回归分析
2.3.2 基于小学使用者“自存”诉求的小学覆盖半径
小学服务者作为“城市人”自变量中的一个因子,其需求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从“自存”角度看,小学服务者希望在自身承载力范围内,通过最优的服务半径覆盖更多的生源,更好地体现自身的价值,避免设施的重叠设置,造成资源及土地的浪费,增加城市用地的紧张。
研究对小学服务者进行了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以满意度—服务半径为变量,其中满意度通过满意度占比反映。根据拟合曲线可知(图6),当小学的服务半径<1400m时,其运营满意度与半径呈正相关关系,当小学的服务半径>1400m时,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且下降趋势急促。这说明如果服务半径过大,小学承载力可能不够,所以研究只考虑在学校承载能力范围内的覆盖范围。以40% 为作为临界值,当占比> 40%,小学服务半径>1200m、<1400m时,呈现出较好的满意度,小学服务者的“自存”心理得到更好的满足。
图6 满意度—服务半径拟合曲线
2.3.3 供需双方“共存”的合理距离与通行时间
在要求供需双方都满意的背景下,换位思考成为寻求合理的通行时间及合理的距离(覆盖半径) 的重要手段。
学生/ 家长(城市人1) 所追求的空间接触机会是最佳可达(时间、距离为主要考量因素,其他影响舒适度的因子为次要考量因素) 范围内的小学,小学服务者(城市人2) 所追求的空间接触机会是最合适的覆盖半径范围内(承载力) 的学生规模,双方追求的共识就是“自存—共存”平衡下的小学的合理分布。研究基于“共存”诉求,分别拟合学生/家长及小学服务者期望的通勤时间、覆盖半径曲线(图7,图8)。
图7 供需双方期望的通勤时间曲线
图8 供需双方期望的覆盖半径曲线
如图7、图8 所示,基于“共存”诉求的学生/ 家长及小学服务者期望的通行时间为12~14分钟、覆盖半径为700~1000m。因此,可提取区间的中值作为结论,即在“自存—共存”平衡原则下,当小学服务半径为850m、通行时间为13分钟时,小学资源布局与居民的需求可实现互相匹配。进一步论证显示,在13 分钟内步行850m,步行速度为1.09m/s(以慢行步速0.9m/s为下限、正常成年人步速1.5m/s为上限为基准),该结论符合常理。
3 提升小学布局满意度的规划策略
3.1 社区生活圈提取
研究综合供给双方的问卷,对所选19个社区生活圈的小学综合满意度进行排序,选出满意度较高的3个样本—三、六街坊生活圈,百步亭生活圈及汉飞又一城生活圈,并选出3个满意度较低的对比样本—复地东湖生活圈、福星惠誉国际城生活圈及梅苑小区生活圈。
3.2 人居要素提取
3.2.1 人口规模属性
在满意度较高的3个社区生活圈中,人口密度均在5.2 万~5.6 万人/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约为5.32万人/平方公里。在满意度较低的3个社区生活圈中,人口密度约为8.39万人/ 平方公里,其中梅苑小区生活圈由于紧邻客运中心,周边对外服务设施较多,人员构成较为复杂,生活圈内小学生的安全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
3.2.2 道路属性
根据小学布局满意度与道路网密度回归分析可知(图9),两者呈正相关分布,当生活圈的道路网密度越大,道路的通达性就越强,可供居民选择的出行路线相对较丰富,相应的满意度就会越高。为了提高小学布局的满意度,研究以85分作为满意度的分界线,根据回归方程,当满意度达到85分时,道路网密度为27.62km/km²。进一步加以验证:计算所选的满意度较高的生活圈和满意度较低的生活圈的数据,满意度较高的生活圈的平均道路网密度约为31.21km/km²,满意度较低的生活圈的平均道路网密度约为23.67km/km²,基本与回归方程结果符合(道路网密度计算没有区分道路等级)。因此,为使满意度达到较高水平,建议在主次干道均已基本完善的情况下,增加支路网密度,可以在学生上下学期间,阶段性地开放小区道路,增强道路的可达性。同时,在未来的小学布局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可考虑改善步行、骑行环境,如科学布局道路网、适当增加自行车道及人行道密度、规范交通等。
图9 满意度—道路网密度回归分析
3.2.3 学校环境属性
(1) 学校出入口设置。
小学出入口设置要避开人流及车流量大的主干道,避免发生安全事故,保障学生安全、舒适、便捷地到达学校;学生上下学过程中容易造成集中区域的拥堵,因此应尽量避免在离学校出入口很近的位置设置公交站点,但是小学周围应设有公交站点。
(2) 社区生活圈用地构成。
对比不同满意度的生活圈发现,满意度较高的社区生活圈,其土地利用的混合程度较高,同时有研究表明土地利用混合对选择非机动车及步行出行的影响较为显著。因此,土地利用混合度越高,出行者选择步行及非机动车出行的概率会增加,进而会提高社区居民对于各类设施( 包括小学) 的满意度。
研究按照《武汉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用地分类标准,提取满意度较高的社区生活圈的用地,对各类用地的比例进行统计,计算各生活圈用地混合度来衡量小学所在社区生活圈的土地混合利用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从用地构成看(表1),满意度较高的社区生活圈中占比最大的用地为居住用地,占比在62%~76%,公共绿地占比在2.8%~8.2%。从用地混合度看,满意度较高的社区生活圈用地混合度在0.435~0.534,而满意度较低的社区生活圈的用地混合度均未达到0.35。有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研究证明,土地利用混合程度越高,其对非机动出行方式的吸引越显著,出行者选择非机动出行方式的概率就更大。因此,为了鼓励居民选择非机动的绿色出行方式,提升出行满意度,可将0.435的用地混合度作为小学所在社区生活圈用地功能调控的下限。
表1 满意度较高的社区生活圈用地构成
(3) 停车设施设置。
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缓解交通压力,学校可在附近设立专门的停车设施。一般情况下,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可以分开停放,但这要求有足够的空间。如果车辆过多,相关部门要与非学校范围内的停车场进行协调,使其分担一部分车辆压力。此外,学校还可以向家长介绍学校停车的困境以及学校周边的路况,说服家长将车辆停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避开拥堵路段。
4 结语
本文从理性视角着手,以与居民需求相匹配为目标,构建了城市中心城区小学布局与居民需求匹配的方法,并将该方法引入武汉市主城区进行实证研究。希望在未来的规划中,规划师能够考虑小学供需双方的需求匹配,通过换位思考,在“自存—共存”平衡的原则下,建立从“理想”到“合理”的小学布局规划的范式。
参考文献
[1] 韩高峰,秦杨.需求与供给分析视角下教育设施布局规划指标体系构建——以南康市中心城区中小学布局专项规划为例[J]. 规划师,2013(12):104-109.
[2] 杜俊秀,张继贤,董春,等.中小学布局水平指标体系的空间均衡性分析[J].测绘科学,2015(7):64-67,97.
[3] 宋小冬,陈晨,周静,等.城市中小学布局规划方法的探讨与改进[J].城市规划,2014(8):48-56.
[4] 祁翔,郑磊.城乡学业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9(3):36-39,80.
[5] 孟兆敏,吴瑞君.学龄人口变动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协调性及原因探析—以上海为例[J].南方人口,2013(1):52-60.
[6] 陈培阳.中国城市学区绅士化及其社会空间效应[J].城市发展研究,2015(8):55-60.
[7] 杨振山,粟子林,丁悦,等.学区化外部性对城市空间的影响[J].人文地理,2018(4):60-67.
[8]Wen Haizhen, Zhang Yan, Zhang Ling. Do Educational Facilities Affect Housing Price? An Empirical Study in Hangzhou, China[J]. Elsevier Ltd, 2014(4): 155-163.
[9] 杨卡.北京市人口—教育资源空间协调度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6(2):118-124.
[10] 王侠,陈晓键,焦健.基于家庭出行的城市小学可达性分析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城市规划,2015(12):64-72.
[11] 佟耕,李鹏飞,刘治国,等.GIS 技术支持下的沈阳市中小学布局规划研究[J].规划师,2014( 增刊2):68-74.
[12] 耿继原,宋伟东,李振.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评价与规划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9):1 004-1 008.
[13] 韩增林,杜鹏,王利,等.区域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方法研究—以大连市甘井子区兴华街道小学配置为例[J].地理科学,2014(7):803-809.
[14] 陆梦秋.撤点并校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服务半径分析[J].经济地理,2016(1):143-147.
[15] 刘伟,孙蔚,邢燕.基于GIS 网络分析的老城区教育设施服务区划分及规模核定—以天津滨海新区塘沽老城区小学为例[J].规划师,2012(1):82-85.
[16] 刘天宝,郑莉文,杜鹏.市域义务教育资源均衡水平的空间特征与分布模式—以大连市小学为例[J].经济地理,2018(7):67-74.
[17] 胡思琪,徐建刚,张翔,等.基于时间可达性的教育设施布局均等化评价—以淮安新城规划为例[J].规划师,2012(1):70-75.
[18] 刘安生,赵义华.基于可达性分析的常州市乡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等化研究—以教育设施为例[J].江苏城市规划,2010(6):6-8.
[19] 蔡辉,王少博,余侃华.公平与效益视角下乡村地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初探——以陕西省泾阳县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6(3):83-91.
[20]Romanillos Gustavo, García-palomaresJuan-Carlos. Accessibility to Schools: Spatial and Social Imbalances and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Four European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 2018. d o i : 10.1061/ %28A S C E %29 UP.1943-5444.0000491.
[21]Wan Jiali, Liu Yanfang, Chen Yiyun, et al. A Tale of North and South: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Ningxia,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18(2): 559.
[22]Wen Haizhen, Xiao Yue, Hui Eddie-C.M,et al. Education Quality, Accessibility, and Housing Price: Does Spatial Heterogeneity Exist in Education Capitalization?[J]. Elsevier Ltd, 2018(8): 68-82.
[23] 纪叶,周家祥.多样化需求下基本公共服务的规划方法探索—以北京市小学生住—学时空结构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7(6):53-60.
[24] 郑童,吕斌,张纯.北京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设施的空间不均衡研究—以丰台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1(10):115-123.
[25] 张纯,郑童,吕斌.北京流动儿童就学的校车线路研究—基于网络法的分析及校车设施布局建议[J].规划师,2012(5):101-105.
[26] 孔翔,陶印华,龙丁江.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课余空间行为及其对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上海市某小学学生的调查[J].人文地理,2018(2):18-25,137.
[27] 梁鹤年.城市人[J].城市规划,2012(7):87-96.
[28] 魏伟,谢波.文化基因背景下的西方规划师价值观—兼论“城市人”理论[J].规划师,2014(9):21-25.
[29] 梁鹤年.再谈“城市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J].城市规划,2014(9):64-75.
[30] 梁鹤年.以人为本的城镇化[J].人类居住,2016(4):6-8.
[31] 魏伟,洪梦谣,谢波.基于供需匹配的武汉市15 分钟生活圈划定与空间优化[J].规划师,2019(4):11-17.
[32] 尹超英,邵春福,王晓全.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8(9):1 227-1 232.
作者简介:
魏伟,博士,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
陶煜,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学硕士研究生。
杨欢,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