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数字中国，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最核心的部分，通过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和改造，提高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效率，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研究从地级市角度，以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建立基本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和空间影响效应。为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间接影响机制，选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消费结构两个中介变量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间接影响。从异质性效应角度分析考察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从而为不同地区如何实施数字化转型来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红利效应提供参考。

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主要从基本传导机制和异质性效应机制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基本传导机制主要有两点：

一是直接传导机制。主要表现为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数字化转型以信息和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人工智能、5G 技术、云计算、互联网以及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的应用[2]，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二是间接传导机制。主要表现为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间接影响。数字化转型促使信息传输效率提升，数字技术与能源等其他要素融合，推动生产和污染治理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带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效应机制分析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推动制造业产能过度增加，从而增加污染物排放，另外技术创新存在瓶颈，治污成本无法通过产能增加收益来补偿。这些地区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存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的动力。数字化转型对这些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提升作用可能有限。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逐步提高，企业会有意识地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从而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

通过大量地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基准回归和空间回归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驱动制造业绿色发展，且通过内生性讨论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二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间接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三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对本地和周边地区的制造业绿色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分别为 0.1023、4.2313 和 4.3336，且均显著。四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对上中下游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对中游地区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上游次之，下游最小。

综上，提出政策性建设三点：

一是加快长江经济带 5G 通信、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深化数字化技术在制造业绿色转型中的引领作用。积极引导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将数据要素应用到企业生产与开发的核心环节，促进数据要 素市场流通，从而打通生产数据、生产设备和生产网络之间 的关联与互通，实现各环节、各技术互联互通无障碍的新业 态和新模式。二是加快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在 研发设计、生产服务、经营管理等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实施企业上云工程。三是基于上中下游地区不同的数字化及 绿色发展水平，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引导各城市实施差异化且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产业布局，合 理配置优化数据要素，从而推动不同行业制造业绿色发展，精准施策。

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提出，学者们开始将目光聚焦 于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分为定 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定性分析信息时 代下信息产业发展对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变革影响，或定量 分析信息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鲜有涉及服务业信息化，同时也缺乏对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模式与动力的分析。与现 有研究相比较，研究的创新有三：一是借助投入产出方法分 析信息产业的规模效应及产业融合效应；二是借助结构分解 技术（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对信息产业增 长动力进行结构分解，考察信息产业发展动力及动态演变；三是借助归因矩阵模型与完全需求系数，从宏、微观层面考 察信息产业的产业融合效应，不仅测度了制造业与信息产业 的关联度，还测度了服务业的信息化程度。

在信息产业的规模效应分析中，研究选取 2002-2012 年为观察期，基于 2002、2007、201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展开分析。为了便于分析，文中以若干部门合并后的 2002 年表中部门顺序为依据，重新排序３张投入产出表，使得３张表中的部门名称和代码保持一致。通过SDA 分析结果可知：2002-2007 年中国信息产业总产出增加了 3273 亿元，其中信息产业出口导致的产出为 2088.7 亿元，占总产出增加 额的 63.8%，表明在这一时期，出口增加是推动产出增加的 主要原因；经过五年时间中国信息产业发展迅速，国内生产 替代了一部分的信息产品进口，但企业依赖于进口“信息产 品”的程度依然较高。技术系数在两个时间段对产出的影响 均为微弱的正值。2002-2007 年技术系数影响为 1.3%，在 2007-2012 年技术系数影响提升到 1.7%。这一变化主要来自 于非信息产业部门。通过信息产业的产业融合效应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我国信息产业产出增加会显著促进“熊彼特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即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主 导转向由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同时从 2002、2007、2012 年 各部门对信息产业的需求系数分析来看，工业产业在两个时 期内对信息产业需求程度提升比例较其它产业要大了很多。

通过定量分析 2002-2012 年信息产业对经济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 2002-2012 年推动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已 经由出口转向内需；进口替代影响对信息产业产出增加产生 积极作用，但企业依赖于进口“信息产品”的程度依然较高；技术系数影响未对信息产业产出产生明显作用，表明国内信息技术水平仍落后于国外先进技术，信息产业的产业集聚仍有待加强。

研究从城市文化空间塑造视角，选取伦敦、纽约、巴黎、 东京为例，在梳理城市文化空间现状特质的基础上，对塑造 手段进行剖析，并基于城市整体发展、文化功能分区、文化 基础服务三个层次，从战略引导、功能塑造与集聚、设施均 等化和氛围营造等方面，提取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国际经验，并为我国大城市更新、城市文化再塑造、文化空间建设提出政策建议。将城市文化空间界定为城市整体发展、文化功能分区、文化基础服务三个层次，探究城市空间与文化发展的互动过程与演化机制。研究发现：

1. 城市整体发展。在城市整体文化意象方面，伦敦的世界级文化活动和文化交流机会领先于其他城市；纽约的经济实力、对思想和移民的开放、世界级文化资源是强有力的城市动力；巴黎重视人文历史保护与再利用；东京闻名于历史悠久的神社、寺庙、表演艺术，并以美食、时尚、音乐、艺术、动画和科教的新趋势崛起。在城市文化空间格局方面，伦敦文化空间分布总体表现为高强度向心集聚性，并沿主要道路延伸；巴黎文化空间丰富且数量巨大，整体呈现出“中心集聚+外围扩展”态势；纽约呈现出“一主多副、多中心”的分布特征；东京以“网络状+带状”形态覆盖拓展。在城市文化轴线方面，四座城市均以文化为核心规划布局城市空间轴线序列，打造城市战略性文化品牌。伦敦和巴黎依托自然环境要素形成泰晤士河轴线、塞纳河轴线；纽约和东京以城市道路为载体，打造曼哈顿第五大道轴线、品川—涩谷—新宿环状轴线。

2. 文化功能分区。四座城市文化空间功能丰富，分布规律。历史文化空间作为城市核心区中心布局，辅之以多种文化功能；大型生态型文化空间多分布于城市中心区边缘；复合功能型文化空间成为国际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的趋势之一，公共文化设施结合生态文化空间集中布置，教育型文化空间促使创意型文化空间的兴起与发展，消费型商业文化空间与创意文化空间高度复合化布局。同时，城市特色的文化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素质引导了特色商业文化空间的自发形成。

3. 文化基础服务。在文化设施配置与布局方面，四座城市的文化设施总量大、人均占有量高，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同时保留有各自文化特征。巴黎在博览、表演、影视等方面遥遥领先；纽约和伦敦在音乐表演场所、美术馆、音乐厅方面有明显优势；东京的书店和酒吧数量遥遥领先。同时，四座城市均呈现出局部集中、整体分散的布局形态。博物馆、美术馆等重大文化设施分布较为集聚，形成特色功能型文化空间，而书店、广场等基础性文化设施呈分散式均等化分布，保证文化设施的覆盖率与可达性。

梳理国际城市文化空间现状，探析其塑造手段，研究表明：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既有独特个性，也有相似之处。特性源于差异化的城市精神与人文脉络，共性体现在包容多元的空间形态及塑造机制。一是统筹城市远期发展，制定统一全面的文化规划体系；二是制定系统合理的政策策略，以文化大事件触媒，实现城市跨越式提升；三是整合多元化空间功能服务，塑造多样化文化空间；四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导向实施文化设施配置，让公众全方位参与文化氛围营造。

基于以上现状背景与国际经验，研究从规划体系、文化理念、空间布局和公众参与四个层面提出了适应我国城市文化塑造的政策建议：一是建设多规合一的文化规划体系，促进城市整体发展。纵向上，以发展规划为战略性统领，提出文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的有机路径；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衔接，合理配置空间所承载的文化资源。横向上，以专项规划为支撑，以文化为引领，构建多层级、多部门统一衔接的文化政策框架，促进城市经济、人文、社会、生态全面改造、重构与可持续提升。二是整合城市文化资源，全面提升城市文化供给能力。依据地方特质塑造城市形象，厘清文化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协同关系，为我国城市发展找到自己的 “通路”。文化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应放到居民需求和城市可持续的框架内，使文化资源吸引投入并产生社会效益。三是适度集聚空间功能，均等配置基层设施。鼓励高能级功能集聚复合化利用，实现资源共享、多元融合，构建文化功能集聚区；推进城乡一体的基层文化设施均等化全覆盖，以居民现代化需求为导向引导文化设施多层次建设。四是落实多方公众参与，激发城市文化活力。在文化空间建设中，积极调动政府、企业、文化机构、社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创造、参与、传承城市独特的文化环境与氛围。政府应积极探索咨询调查方法，鼓励企业带动其他行业、区域的发展，支持公共文化空间营造，并鼓励非政府组织对文化空间建设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