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向供需匹配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级分类评估办法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公共服务设施的分级分类评估，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空间层面落实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前置工作。本文以供需匹配为导向，针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基于“自存—共存”平衡和效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分析不同类型设施在均衡布局、合理规模、满足居民多样需求方面的多维度要求和资源配置的最优选择，确定各类设施的布局模式与评估导向，构建一套针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分级分类的精准化评估体系，并以武汉市主城区典型的公共服务设施为例，开展设施分级分类评估，为公共服务设施多维度供需水平测度提供精准化的分析方法，并为更好地实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提供决策支持。

面向供需匹配的公共服务设施分级分类，有基于“自存—共存”的设施区位布局，还有面向供需匹配的设施分级分类体系构建。本文采取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可达性评估 、负载程度评估、设施的可选择性、设施多样性以及设施满意度。本文的实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因为武汉市公共服务设施类型齐全，规划建设水平在全国具有代表性意义，在其所处的区域中也起到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因此选取武汉市主城区作为研究范围。根据在所属设施类型中具有典型性特征的原则，选取小学（均等型设施）、医疗设施（层级均等型设施）、大型文化中心（集聚型设施）、大型养老院（独立提质型设施）进行评估验证。获取的数据包括：武汉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的 POI 数据、政府官方网站的医疗设施床位数据及武汉市主城区边界数据、开源地图（Open Street Map）的水域分布和道路网数据、开放网站（World Pop）精度 100 m 的人口栅格数据，以及从智慧武汉时空大数据平台提取的社区边界等空间数据。分别从“点、量、质”三个层面入手，通过分析研究均等型设施评估、层级均等型设施评估、集聚型设施评估、独立提质型设施评估，得出以下结论：设施的点和量作为基本的评估依据，在布局和规模层面均须达到供需平衡，因此，分别采用可达性和负载程度评估布局的均衡性和规模的合理性。而质的评估重点在于能否满足居民对设施的服务品质、共建共享等方面的需求。不同类型设施的评估重点在于：均等型设施须满足服务品质的要求，可引入居民满意度进行评估；层级型设施须满足居民需求与设施服务等级相匹配的要求，即该地区设施能否提供不同等级的服务，以满足居民的多等级服务需求，可引入设施可选择性与满意度进行评估；集聚型设施须满足居民多种出行目的与设施共享的需求，可引入设施多样性与满意度进行评估；独立提质型设施具有专属性，评估主要侧重于布局的合理性。

本研究旨在把握规划方向，为服务设施评估的精准性和针对性提供科学依据：一是厘清居民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多维需求，确定评估导向，构建点、量、质的评估体系，并通过实践证明具有可操作性；二是以“城市人”理论指导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研究，实质上是从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发现空间接触机会匹配中的问题，并结合人们日常的需求与行为特征规律，思考设施的本质特征和评估原则，为以人为本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与建设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重点在于对分级分类体系的构建，在数据完整度、评估深度层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如小学负载程度评估中可以加入设施规模、人均建筑面积等指标；文化设施负载程度评估可以加入设施规模、日服务人次等指标，也可与现行设施配置标准中的指标体系进行对比，使评估结果更可靠；在满意度评估中，可以通过对典型空间的调研促使评估体系更加完善。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系统化和精化的评估是指导设施规划布局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针对公共服务设施内涵丰富、类别众多、使用人群结构多样化等特征，本研究以供需匹配为根本价值导向，通过分析不同类型设施在均衡布局、合理规模、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方面的最优选择，从点、量、质三个方面构建面向城市整体公共服务设施的分级分类精准化评估体系。

整理自研究论文《面向供需匹配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级分类评估方法研究—以武汉市为例》，作者魏伟、杨启莲、洪梦谣，发表于《城乡规划研究》2023 年第 3 期

2002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2 年中国人类发 展报告：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首创“绿色发展”概念。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环节。因此，科学刻画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绩效，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借鉴学术界关于绿 色发展水平评价、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水平评价相关研究成果，从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水平、绿色转型支撑水 平三个方面构建三位一体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指数，采用时空 极差熵权法、基尼系数、泰尔指数、σ收敛、Markov 分析等 评价方法对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水平进 行评价。通过对我国 30 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不同省份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指数均呈现逐步上升态势，但经 济绿色转型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绿色转型发展指数评价方法研究主要聚焦在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水平评价等方面。关于绿色发展水平相关评价，部分学者从投入产出角度计算绿色发展效率，进而来评价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更多国内外学者则通过构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来测算绿色发展水平。国内研究机构和学者依据自身绿色发展现状提出了适用于国内的绿色发展指数，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包括：国家统计局在《2016 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中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数对全国 30 个省（区、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国家统计局，2016）等。

经济绿色转型是在绿色发展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体现了从静态“绿色发展”逐步转向动态“绿色转型”，强调由“黑色”或“褐色”经济转向绿色经济的动态演化过程。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只能从静态上去度量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不能探索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学者们开始逐步探索如何测算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水平。综上可知，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关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选取比较全面，但对于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较少。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及各种统计年鉴，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及 EPS 数据库、中经网数据库等相关数据指标为依据，尝试采用时空极差熵权法测算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指数，利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σ收敛、Markov 分析等方法，从多维度分析不同空间尺度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时空演变特征。同时采用基于时空极差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地区差异性分析方法以及 Markov 分析构建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指数评价方法。

文章指出，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指数评价方法的实践应用首先体现在对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四大经济板块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指数进行评价。

一是四大板块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总指数。2011—2020 年全国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指数平均值为 0.5231，呈现逐年上涨的态势，年均增长率为 2.15%。从四大板块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指数均值来看，东部地区遥遥领先，其次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排第三位，排名最后的为西部地区。

二是四大板块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分项指数。从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东部地区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明显占优，具备较好的经济资源优势。

三是四大板块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指数的地区差异。从全国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水平差异来看，全国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及σ值都较小，说明不同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水平比较均衡，地区差异性不大。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全国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及σ值呈现在波动中缓慢下降的态势，说明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水平差异在逐步缩小。

本文选择全国 30 个省（区、市）进行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指数评价，主要包括总指数评价、分项指数评价两大方面。一是30 个省（区、市）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总指数。30 个省（区、市）的经济绿色转型发展指数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经济绿色转型发展速度来看，山东、贵州和甘肃三省份的绿色转型发展速度最高。而北京、天津和内蒙古三省（区、市）的经济绿色转型发展速度较低。二是30 个省（区、市）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分项指数。

通过系统全面分析，本文针对未来在对经济绿色转型相关评价方法的应用上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优化评价指标。本文只选取了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水平和绿色转型支撑水平三个维度共 30 个指标进行测算，数据仍存在不够充分的不足，未来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评价指标。

二是细化空间尺度。文章只选用了全国四大板块和 30 个省（区、市）的指标数据，在研究维度上可进一步细化。

三是完善数据来源与评价方法。文章利用了时空极差熵权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赋权，但此方法客观性较强，没有考虑到主观因素。后续在评价指标权重选取上可选用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利用不同的主观和客观赋权方法来进行测算。

整理自研究论文《绿色经济转型发展指数评价方法探讨及应用》，作者孟晓倩、吴传清，发表于《区域经济评论》2023 年第 1 期

三、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

近些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扩散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要素流动受阻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断裂（Ceylan et al.，2020）。全球供给能力受到重创，资本及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大大降低，要素供求矛盾不断被激化。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也加速了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OECD，2020），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识的新阶段。数字技术的资本偏向型特征所引发的就业替代、市场垄断等负面效应将对就业结构、就业模式和劳动收入分配产生“创造性破坏”，使数字化时代下的劳动收入分配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社会治理问题。因此，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及人口红利不断衰减的时间节点上，探讨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有何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利用中国行业层面的数据，实证考察各种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这对于平衡出口中的国内要素报酬份额，提升我国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具有实际意义。

研究在wang et al.（2017）和刘维林（2021）的研究基础上，基于 WWZ 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对劳动要素的贡献进行分解，测算中国各行业出口增加值中所包含的国内劳动报酬及其在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并实证分析生产中的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劳动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水平，并对可能的渠道机制进行检验。同时，研究根据国别属性对数字化投入的来源进行区分，讨论国内和国外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有何种区别，并进一步展开稳健性检验。此外，研究还分别将 TBT 措施作为连续变量和离散变量引入不同的实证模型，全面揭示当前逆全球化背景下纷繁复杂的TBT 措施如何影响不同来源的数字化投入与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 一是基准回归分析表明，在不区分投入来源的情况下，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二是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投入导致出口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大于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这是数字化投入降低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重要原因。此外，劳动技能需求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影响的主要实现机制。三是来源于国内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具有积极影响，而来源于国外的数字化投入则存在抑制作用。四是不论是作为连续变量还是作为离散变量，TBT 措施的实施都弱化了数字化总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影响。所遭受的 TBT 措施越频繁，国内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影响越强，而国外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影响越弱。

根据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一是加快培育国内数字产业体系，理性引进国外数字要素。国内来源的数字化投入有利于提升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这说明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要更多的依赖来源于国内的数字化投入，大力发展本国数字技术才能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收入分配均衡提供可靠的基础和支撑。因此，我们应对数字化转型实施具有针对性且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加快国内数字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与保障。

二是积极推动就业结构优化升级，多措并举稳定出口劳动报酬份额。数字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技能需求结构的优化升级，极大的改变出口企业内部的劳动力雇佣结构，降低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并阻碍收入分配公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抑制数字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数字技术红利应该被各要素平等共享，政府应鼓励创建出口企业利益、劳动力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的机制，最大程度提高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

三是合理有效的应对和利用 TBT 措施。TBT 措施弱化了数字化总投入与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遭遇 TBT 措施时可以置之不理。事实上，TBT 措施弱化数字化总投入对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影响的作用要远小于其对我国出口贸易环境的恶化作用。因此，要积极融入国际数字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追踪和适应 TBT 措施的新变化并利用 TBT 措施保护我国出口企业的利益，为企业的出口提供便利条件。

整理自研究论文《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作者黄永明、张亚楠，发表于《国际经贸探索》2023 年第 7 期

四、基于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新疆地区“三区空间”演化解析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科学认知主体功能区定位要求与国土空间演化的内在关联与作用机制，是助力主体功能区战略传导、构建高质量国土空间支撑体系的关键。新疆地区作为我国战略全局中“西联东进”的关键区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垦荒支边、兵团建设、西部大开发、对口援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工程相继实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土空间结构不断优化，但剧烈的土地利用格局变动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较大压力，缺乏统筹协调的国土空间格局限制了全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顺应新疆空间结构变化新趋势，承接主体功能区定位要求，统筹平衡城镇、农业和生态空间的多重诉求和空间布局冲突，促使全疆逐步形成城市化、农产品生产和生态功能保护三大空间格局，是助力涉疆战略高效落地的关键着力点。

研究以主体功能区为空间参照，运用空转换矩阵、Dagum空间基尼系数、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及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从“测度主体功能区内特征—对比主体功能区间差异—挖掘演化形成机制”3 个方面，研究 1990—2020 年新疆地区“三区空间（即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演化过程。主要结论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新疆地区城镇空间、种植农业空间和绿色生态空间持续扩张，畜牧农业空间和其他生态空间规模锐减，西北沿边、“三山”及“两盆”边缘地区是交叉转换的密集区，绿洲—沙漠交接区的绿色生态空间退化现象凸显；主体功能区划对“三区空间”时空结构变化和交叉转换规模具有显著区分作用，新疆地区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农—牧业生态系统及相关国土开发政策均对“主体功能区—三区空间”的降尺度传导产生影响。

二是“三区空间”演化的主体功能区内/间差异明显。城镇空间、其他生态空间在主体功能区间差异持续扩大，种植

/畜牧农业空间和绿色生态空间不断缩小，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间的差异最为显著；“三区空间”交叉转换并未在主体功能区间产生倾向性差异，除导致城镇扩张的转换以主体功能区间差异为主外，其余对新疆整体国土空间演化起主导作用的转换类型仍以主体功能区内部差异为主。

三是国土开发政策、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新疆地区“三区空间”演化。由于新疆深居内陆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内生特性，国土开发政策引导和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相较于社会经济因素对空间演化的影响作用更强，其中国土开发政策依托主体功能区划、退耕还林、沙化土地治理、财政投入等土地工程和财政手段对新疆各类“三区空间”演化起到了显著影响，地形、气候、交通区位等因素对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化作用相对明显，而人口、城镇化率和产业增加值等社会经济因素对新疆空间演化起主导作用的转换类型作用并不明显，新疆内生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对整体国土空间格局的形成驱动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