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供需匹配的 15 分钟生活圈

规划体系构建

“城市人”作为以“以人为本”为内核的规划理论体系，核心理念在于人对空间接触机会(他人、设施等都可以称为“空间接触机会”)的追求。一个理性的人在自我保存(生存)的同时，也寻求与他人共存(空间接触机会)，他会主动与周围空间(承载着空间接触机会)发生联系，去寻求更能“满足”他的空间机会，这种“满足”不仅是物理(人的物性)上的，更是精神(人的理性)上的；而规划者要做的就是构建“可满足”的空间，并制定合理的空间治理策略，使人的需求与空间的供给合理匹配。在此理论框架下，可将15分钟生活圈以公共服务设施为导向的圈层结构的构建，看作是为达成居民对“生活中所需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满足”而进行的规划，这种“满足”的评价标准则成为了具有理论意义的供需匹配：一方面，需要辨析不同空间、不同城市人的属性，挖掘供给与需求的内涵；另一方面，基于供需关系的理性分析，可得到以空间划定、设施配给和社区治理为主的规划方法，以指导城市15分钟生活圈的规划实践。

在“城市人”理论指导下，基于供需匹配这一基本诉求构建 15 分钟生活圈，核心要义在于辨析人(需求方)与空间(供给方)的不同属性与相互作用机制，并使之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满意”来达到匹配。提取“典型城市人”作为 15分钟生活圈中的需求主体(居民为主)，提取典型人居空间作为15分钟生活圈组成单元，以承载不同空间接触机会(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以决定空间接触机会的“点”(布局)、“量”(供应)、“质”(服务)。基于该理论，本文定义15分钟生活圈为“城市居民从居住点出发，在所处的社区步行15分钟可达的范围内，能够满足安全、舒适、方便、美观的要求，并能够接触到所有基本生活所需空间要素的人居空间。”

15 分钟生活圈规划体系由“空间辨析—空间划定—空间优化”三部分构成( 图 1)：首先是辨析空间类型，区分不同的典型人居空间；其次在典型人居空间的基础上，构建 15 分钟生活圈的空间单元；最后在供需匹配导向下，通过评价与规划对 15 分钟生活圈进行空间优化。

空间辨析的目的是对典型人居空间进行分类。在“城市人”理论指导下，将影响典型人居空间的要素界定为人居规模、人居密度和人居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类型城市人) [6] ：人居规模决定了居住空间大小、所需的人居要素(本研究中主要指公共服务设施)的总量；人居密度决定了人居环境的舒适度，如人居建筑是否拥挤、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否过大；人居发展阶段则体现了人居环境的成熟度和空间布置形态，如邻里关系融洽度、人居建筑布局方式等。人居规模作为15分钟生活圈划定中的可控因素，在这里不再列入讨论；人居密度与人居发展阶段则采用能够表征人居空间密度、形态的居住区容积率与建筑密度替代，同时也间接体现了人居空间的成熟度与舒适度。由此，可依据容积率与建筑密度的梯度划分，将城市居住空间分为若干类别，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生活圈的空间划定。

基于15分钟生活圈“安全、舒适、方便、美观”的空间导向，本文提出生活圈空间划定的四大基本原则(图2)。

(1)优良的空间基础。要求人居空间连续、规模适宜，故而划定时首先应将城市已有的行政单元、规划底图(以控规为主)、街道布局和小区建设作为基底，延续其居住空间规模、管理单元；其次，应结合建筑密度、容积率划分的典型人居空间类型，注重空间的特征分异，不仅要将概念性的生活圈与城市空间单元衔接，还要构建具有典型人居空间属性的15分钟生活圈。

(2)充足的基本公共服务。要求生活圈划定联系实际、合理分配公共服务设施。基于原有的公共服务设施构建体系，将高级别的服务设施合理划入区位上更临近、功能上更需要、文化中更认同的生活圈；而较低级别的服务设施通常为满足既定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具有确定的服务范围与对象，在划定时更不可“张冠李戴”。

(3)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在社区层面以公共绿地或小型广场体现，具有其合理服务范围与既定服务对象；而城市公园或大型的公共空间往往具有独立的管理机制与服务方式，并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故而不应划入某个具体生活圈中。

(4)便捷的交通系统。要求兼顾生活圈内部交通体系与外部通行的安全、高效、便捷。因此，应以重要自然地理要素(河流、湖泊、生态绿楔等)与人工地理要素(铁路与城市道路)为骨架，兼顾人的尺度，按照重要自然要素边界、城市主干路不跨越的原则，主要将城市次干路、支路作为边界进行生活圈划定。

15分钟生活圈构建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居民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达成供需匹配。因此，在理论层面主要是分析典型人居空间和“典型城市人”之间的供需内涵与匹配要素，在实践层面则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各类典型人居空间中的供需关系，通过供需匹配进行分析评价和空间优化 ( 图 3)。15 分钟生活圈的空间优化有 3 个层次：首先，基于典型人居属性，总结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点”“量”“质”，挖掘其供给的内涵；其次，基于“典型城市人”属性，总结不同城市人的“理性”“物性”需求的内涵；最后，通过搭建匹配模型，即运用可达性与满意度测度供需的匹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在典型人居空间方面，它提供空间接触机会，在15分钟生活圈中即为八大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医疗设施主要包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服务站；商业设施包含菜市场、小型超市、便利店及物流点等；行政管理与服务设施主要为社区服务中心或居委会；教育设施为幼儿园与小学；养老设施为养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文体设施为文化活动站；开放空间一般指开敞绿地空间；公共交通设施为公共交通与轨道交通站点。

在“典型城市人”方面，它寻求空间接触机会。借鉴需求层次论 ③ 的划分方法，将“典型城市人”的需求划分为3类：个人需求，主要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医疗设施、商业设施、行政管理和服务设施；社会需求，主要包括基本服务设施中的教育设施、文体设施和公共空间；外部需求，主要指公共交通。

空间匹配模型体现了“供需平衡”的内涵。供给方为典型人居空间，提供八大类基本公共服务要素；需求方为“典型城市人”，拥有多层次需求内涵。供需之间通过人对设施的可达性(物性)、满意度(理性)的评分进行匹配。

以武汉市主城区(武汉市三环线内地区)为例，开展15分钟生活圈规划的实证研究。该研究范围总面积为678 　 km²，其中居住用地面积为 147.88 　 km²，占主城区面积的21.81％。

以居住空间的建筑密度与容积率作为空间辨析的两大指标，将其划分为高、中、低 3 类 ( 图 4，图 5，表 1，表 2)，以反映人居空间的年代、肌理与环境品质特征。武汉市主城区低、中、高建筑密度的居住空间约各占三分之一 , 从旧城中心向外递减，形成了多中心的扩散模式。其中，建筑密度大的居住用地更细碎、路网更密集；主城区 95.6％的居住空间容积率高于 1.5，63.4％的居住空间的容积率大于 2.5，呈现组团高强度分布模式。

综合来看，高容积率的小区整体占比较高，其中“高容低建”类小区作为现代典型小区在所有类型小区中占比最高；中容积率小区整体居住环境相对较好，分布也十分广泛，大多中高端的住宅小区属于该类典型人居空间；“低容高建”类小区则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其中不乏历史保护街区(图6，表3)。

基于生活圈划定的四大基本原则，将武汉市主城区划分为 489 个生活圈( 图 7)， 面 积 从 10 　 hm²到 35 　 hm²不等，生活圈面积共 365.7 　 km²，平均每个生活圈面积为 75 　 hm²左右。其中 50～ 200 　 hm²大小的生活圈比例最高，占56.03％ ( 表 4)。

选取28个典型生活圈(各类典型生活圈各4个)作为调研对象(图8)，在供给层面将典型空间的基本属性(容积率、建筑密度)、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属性(“点”“量”“质”)作为基础数据；在需求层面将“城市人”基本属性(年龄、性别、生命阶段 ) 作为基础数据；运用GIS开展基于道路交通网络的可达性分析(5分钟、10分钟、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并通过调研获取典型生活圈的居民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一般满意和不太满意 ) 与可达性补充结果进行供需匹配，综合评价各类生活圈的优势与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

(1)生活圈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步行可达性与空间优化。

本文将城市居民的平均步行速度设定为 4.5 　 km/h，并考虑到老年人与儿童等特殊群体以及步行时间的延长会降低人的步行速度等因素，将 5 分钟、10 分钟、15分钟步行圈层对应的步行路程设定为 350 　 m、700 　 m、1 　 000 　 m，以此评价生活圈内设施的可达性(表5)。

从具体设施看，便利店、物流点与幼儿园成为步行可达覆盖率较高的设施(5分钟圈层达到40％，10分钟圈层接近100％ )，小学、文化活动站、老年公寓成为步行可达覆盖率较低的设施(15分钟圈层低于80％)；然而，针对不同类型的典型人居空间，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医疗设施、菜市场、社区服务中心及公交站点步行覆盖率(主要体现在 5 分钟、10 分钟圈层 ) 在较高建筑密度、较低容积率的“成熟”生活圈中较高(平均50％以上)，公共空间在较低建筑密度、较高容积率的“年轻”生活圈中步行覆盖率较高(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达到50％)。

由此提出基于可达匹配度的不同生活圈的设施配置策略。首先，依据不同生活圈合理布局各类设施。在 5 分钟圈层中，幼儿园、便利店、小型绿地、物流点、卫生站、健身设施和公交站点的步行可达覆盖率应达到100％；在10分钟圈层中，菜市场、养老设施步行可达覆盖率应达到100％；在15分钟圈层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学、社区服务中心或居委会、文化活动中心及轨道交通站点的覆盖率应达到100％。其次，优化路网结构以提升可达性。通过连通生活圈内的步行路网，提升路网密度与优化停车设施的布局，构建以步行为主的生活圈交通体系，提升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最后，通过增加设施规模、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优化以可达性为导向的供需匹配。在一定可达范围内的设施在规模上也要需要符合供需匹配的原则，尤其对于用地紧凑、空间不足的典型生活圈，应加强设施间的混合度，针对不同时段使用群体的差异，整合不同功能设施，以提高设施规模并提升服务质量。

(2)设施满意度。

研究对城市居民进行满意度评价调查，共发放 500 份问卷，根据调查结果形成满意度匹配评价体系 ( 表 6)，其不仅对设施服务质量、设施点与量的布局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能为未来社区治理提供方向。

从具体服务设施层面看，满意度部分来自于居民是否能够在满意的步行时间内到达该设施，另一部分来自对设施质量、服务水平、商品供给、审美体验和安全高效等方面的评价。城市居民不满意的设施主要包括菜市场、文化活动中心、公共空间和社区服务站等；建筑密度较大的社区，居民通常感到社区环境脏乱、设施老化、安全性不高和服务水平低；容积率偏高的社区，居民通常感到区域内有市场垄断、公共空间利用率偏低等现象。

从社区治理的角度看，不同社区空间发展阶段不同，人口构成也不同，如与“年轻”社区相比，“成熟”社区的居民居住时间更久、年龄结构老化，因此其在公共管理中的参与度更高，整体满意度也较高。养老、休闲和文化活动类设施的缺乏往往成为该类社区突出的诉求，设施的老化也受到一定的关注，未来应有针对性地以社区公众的需求为导向开展自我发起、自我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组织丰富多元的文创活动，激发社区的文化繁荣再生；而在“年轻”社区，由于居民居住时间较短、年龄结构更年轻、更强调方便效率，导致邻里之间缺乏基本的了解与联系，整体满意度较低，商业、健身、公共交通和教育类设施成为突出诉求，且对社区的舒适性、美观度和安全性等高度重视。对于该类社区，加强公共性设施优化配置、提升公共空间的互动性，健全设施类型、提升审美特征、加强服务沟通成为最重要的优化方式。

基于可达性与满意度的供需匹配，本文构建典型15分钟生活圈空间布局模式，即步行时间在15分钟以内，规模为1.5～3.0 　 km²，人居密度为1.0万～2.5万人/平方千米，规划常住人口为2万～7万人，居住用地单位面积控制在1～3 　 hm²(组团级)之间的基本生活圈(图9)，将所需的各类设施合理布局，并提出相应规划原则。

(1)基于供需匹配的生活圈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在评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时，重点针对设施的步行可达距离、满意度测评，划分服务区、寻找盲区，根据 5分钟、10分钟、15分钟的不同生活圈层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 表 7)，并依据可达性与满意度的供需匹配确定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参考配置标准(可按实际需求增设项目)。

(2)社区治理体系构建。

基于“城市人”理论构建供需平衡的社区治理模式。其中，“共建、共治”体现在管理者、社会资本、居民和规划师等共同参与社区构建与治理，要求规划者深入分析供需内涵，引导各方达成共识，提升规划工作的公共性、政策性与社会性。应以追求最大的“公众利益”为目标导向，不能陷入不同群体为“私益”相互竞争的困境；“共享”体现在权力和利益的共享，要求在生活圈规划与实施过程中，供给方要允许并欢迎被监督，开放沟通渠道，公开规划决策并说明原因；需求方提出合理需求，最终构建能够满足民望、维护公益的治理体系。

在“城市人”理论指导下，本文以“供需平衡”作为核心理念，构建15分钟生活圈“空间辨析、空间划定、空间优化”的规划体系：首先，提出将容积率与建筑密度作为空间辨析的基本要素，划分典型人居空间，并赋予生活圈典型人居属性；其次，从“城市人”理论中对人居环境的要求(安全、舒适、方便和美观)出发，总结划定15分钟生活圈的四大基本原则，包括“优良的空间基础”“充足的基本公共服务”“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便捷的交通系统”；最后，通过供需匹配体系的构建对生活圈进行空间优化。以武汉市15分钟生活圈规划为例，将武汉市主城区划分为489个生活圈，选取典型生活圈进行调研分析，总结了供需特征，提出生活圈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匹配方案，并形成典型生活圈规划布局模式。

本文从理论原点出发，旨在将宏观层面的发展导向与微观层面的社区规划实践相联系，从供需匹配的角度，回归规划的本质 — “以人为本”，综合提升空间中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点”“量”“质”，并致力于将15分钟生活圈的空间划定与优化形成标准化、规范化体系，以期对国内生活圈理论进行补充，并提供空间划定与设施配置等方面的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