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30日，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魏伟教授，应邀参加由湖北省发展改革委指导、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主办的第一期“‘十四五’发展战略与规划论坛”，并做了题为《疫后时代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思考》的专题报告。现将发言内容整理发布如下。

截至到2020年6月3日，湖北省共有确诊病例68135人，约占全国确诊病例的80%，其中武汉确诊病例累计50340人。湖北省作为中国抗疫“第一战线”，公共服务设施承受了比以往更加巨大的使用压力。回望疫情，我们需要反思对城市、规划本身的认知和理解：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否能够应对极限压力的考验？

公共卫生服务设施不仅包含定点医疗机构、应急医院、方舱医院、设置发热门诊医疗机构等设施，也包括公共卫生的保障体系，以及各类通道、工具、医疗设备等。基层卫生服务设施和基层管理服务设施主要体现在社区层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等设施发挥了重要的基层检疫、轻症治疗、稳定群众等作用；居委会等社区管理设施成为本次疫情中的关键环节。线上购物的和物流配送等能够实现无接触物资供给，在本次疫情中承担了重要的基础保障功能。

一、加强社区空间的精准匹配和冗余配置

疫情的发生，让社区空间的精确匹配和冗余配置变得尤为重要，后者的解决需要引入更多创新型的设施空间设计手段，让设施本身能够应对突然变化的需求冲击；而前者的解决则需要规划体系的价值转变，开始重视到不同社区的特异性，在规划的末端，重视社区的特别需求和空间特质。这种转变带来了规划手段的变化：

1.设施评估：对原有设施的“点、量、质”进行评估，识别社区现有设施不足，明确改造的典型指标和目标。

2.需求调查：从两个方面对居民的需求进行调查，一方面是居民的理性诉求，另一方面是居民“行为”的使用特征。

3.张力辨识：从使用者、普通居民、设施配给多个角度，辨别要素“点、量、质”配置的上限与下限。

4.理性共识：由于现实空间的限制，规划显然无法满足所有主体的“上限”需求，因而应以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诉求为目标，采取情景判断、专家研判、公共研讨等多种方式，平衡要素与要素，主体与主体利益，在上限与下限中寻求最优解。

5.规划匹配：规划师根据理性共识，将要素“点、量、质”合理安排，在理性中不断提升理想与现实的匹配度，让城市基层管理更进一步走向精细化。

二、重视城市空间的安全属性和空间可达

当下，现代城市的内涵及实力多以规模效应、密度效应和流通效应来衡量，这也正体现了城市化的本质，即聚集和加快聚集。在这种模式下，我们留给接触的空间和通道太多了，而留给安全的空间和通道太少了。

因此，应重新审视以要素“集聚”为单一目标的空间规划与设计导向，在重视规模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认识到集聚的潜藏风险，使城市空间回归居所（壳体）作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原始概念，以“和谐”为最终目的，以“方便”提效率，以“舒适”促满意，以“美观”愉悦群众。同时，公共服务设施不应单纯视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空间依托，更应该视作城市核心功能性设施，将公共空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视作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障设施。

此外，基础设施的物理空间可达性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而应与所在人居环境的人口密度、规模和结构内在相关。在规划和评价时，需要分析、判断可达性的影响因素，以“综合满意度”衡量物理空间可达性。

三、按照层级性布局公共基础设施

“层级性”体现了公共服务的次序和重要性——

1.涉及“安全”和“生存”的公共设施，应该具有绝对重要性和优先性，包含（1）“生命线”设施，如供水、供电、供食、供医等；（2）“救济线”设施，如消防、广电网络以及救灾通道和设备等；（3）“安全线”设施，如基层指挥及警务中心、垃圾收集、污水管线等。

2.其次为涉及“发展”和“共享”的公共设施，包含（1）个人发展保障设施，如基础教育设施、养老设施、残疾人设施等；（2）群体聚集及保障设施，如开敞空间（含绿化广场、林荫步行道等）、社区服务中心等；（3）出行类设施，如公交站点、地铁站等。

3.再次为涉及“体验”、“个性化”的公共设施，如文化设施、体育设施、物流点以及非基本需求类的商业设施。

在重视“层级性”的同时，还应体现公共服务行业特征和质量保证的“专业性”，尤其是在涉及具有行业“准入门槛”的公共服务中，需要在精细分工前提下进行社会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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