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简报》每季度发布一期，每期包含若干篇研究院近期代表性成果的凝练简介。敬请关注！

目 录

1、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

——吴传清、张冰倩

2、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以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为例

——魏伟、刘畅、张帅权、王兵

3、双向FDI协同与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黄永明、张亚楠

4、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研究—基于“波特假说”的检验

——吴传清、高坤 

一、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

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协调、可持续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是一种以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为约束条件的新型发展模式。2021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的《“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在推动传统制造业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同时，推进绿色制造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化发展，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探究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对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份为样本，以2010-2019年为研究时段，运用Super-SBM模型、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测度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和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上中下游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分析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趋势、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

1.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呈波动增长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从全国视野看，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总体水平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长江经济带以外地区平均水平；从长江经济带视野看，上中下游地区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呈依次升高的梯度特征；从发展趋势看，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省际差距呈扩大趋势。

2.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间和地区内差异逐渐缩小，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上中下游地区间差异。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间两两比较结果与上中下游地区内差异基尼系数发展趋势一致，各地区间两两比较差异均呈现出波动缩小的趋势，上游与下游地区间差异大于中游与下游地区间差异大于上游与中游地区间差异。

3.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城镇化、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影响；经济发展、金融水平、研发投入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尚未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前述研究分析，为提升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结构优化。淘汰一批过剩产能，加速化解无效过剩产能，严控过剩产能行业以向长江经济带上游转移；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并建成智能绿色制造示范城市，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积极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合理选择发展节能环保产业重点领域，推送长江经济带节能环保产业的研发、设计、制造应用等全产业链长足发展。

二是加快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制造体系。巩固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现有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建设，充分发挥试点示范带头作用；研究制定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推进绿色制造第三方评价规范化、程序化；搭建绿色制造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发展一批绿色制造服务机构，支持建设“互联网+”绿色制造服务平台，助力制造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

三是充分发挥政府在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应加大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政策落实情况的督查力度，同时充分调动制造业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优化环境规制类型，激发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的积极性。

四是逐步完善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机制的正向作用，促使制造业企业自觉践行绿色发展责任；建立公众监督的社会机制，引导社会公众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建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协同发展机制，完善制造业区域分工，优化制造业空间布局，提高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

整理自研究论文《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作者吴传清、张冰倩，发表于《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5期

二、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以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宏观背景下，城市间竞争逐步由人口及经济要素为主导，转向以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要素的深度融合为导向。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与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于城市发展的诉求不断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与文化层面，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追求也转向以多层次、多元化、高品质、重内涵为主导。在我国新一轮大城市更新改造中，探索如何传承和发展城市文化特色、促进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营造具有地域文化意境的城市空间、提供公平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对提高我国城市品质、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从城市文化空间塑造视角，选取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为例，在梳理城市文化空间现状特质的基础上，对塑造手段进行剖析，并基于城市整体发展、文化功能分区、文化基础服务三个层次，从战略引导、功能塑造与集聚、设施均等化和氛围营造等方面，提取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国际经验，为我国大城市更新、城市文化再塑造、文化空间建设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

1.城市整体发展。在城市整体文化意象方面，伦敦的世界级文化活动和文化交流机会领先于其他城市；纽约的经济实力、对思想和移民的开放、世界级文化资源是强有力的城市动力；巴黎极为重视人文历史保护与再利用；东京一方面闻名于历史悠久的神社、寺庙、表演艺术，另一方面以美食、时尚、音乐、艺术、动画和科教的新趋势崛起。在城市文化空间格局方面，伦敦文化空间分布总体表现为高强度向心集聚性，并沿主要道路延伸；巴黎文化空间丰富且数量巨大，整体呈现出“中心集聚+外围扩展”态势；纽约呈现出“一主多副、多中心”的文化空间分布特征；东京以“网络状+带状”形态覆盖拓展。在城市文化轴线方面，四座国际城市均以文化为核心规划布局城市空间轴线序列，延续城市人文秩序底蕴空间，打造城市战略性文化品牌。伦敦和巴黎依托自然环境要素形成泰晤士河轴线、塞纳河轴线；纽约和东京以城市道路为载体，打造了曼哈顿第五大道轴线、品川—涩谷—新宿环状轴线。

2.文化功能分区。四座城市文化空间功能丰富，分布有一定的规律性。历史文化空间作为城市核心区中心布局，辅之以多种文化功能；大型生态型文化空间多分布于城市中心区边缘；复合功能型文化空间成为国际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的趋势之一，公共文化设施结合生态文化空间集中布置，教育型文化空间促使创意型文化空间的兴起与发展，消费型商业文化空间与创意文化空间高度复合化布局。同时，城市特色的文化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素质引导了特色商业文化空间的自发形成。

3.文化基础服务。文化设施配置与布局方面，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这四座城市的文化设施总量大、人均占有量高，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同时保留有各自文化特征。巴黎在博览、表演艺术、影视作品等方面遥遥领先；纽约和伦敦在音乐表演场所、美术馆、音乐厅方面有明显优势；东京的书店和酒吧数量遥遥领先。同时，四座城市均呈现出局部集中、整体分散的布局形态。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重大文化设施分布较为集聚，形成特色功能型文化空间，而图书馆、书店、绿地广场等基础性文化设施呈分散式均等化分布，保证文化设施的覆盖率与可达性。

通过梳理国际城市文化空间现状发现，每个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既有独特个性，也有相似之处。特性源于差异化的城市精神与人文脉络，共性体现在包容多元的空间形态及塑造机制。

基于以上现状背景与国际城市文化引领发展的前沿经验，研究从规划体系、文化理念、空间布局和公众参与四个层面提出了适应我国城市文化塑造的政策建议：

一是建设多规合一的文化规划体系，促进城市整体发展。纵向上，以发展规划为战略性统领，提出文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的有机路径；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衔接，合理配置空间所承载的文化资源。横向上，以专项规划为支撑，以文化为引领，构建多层级、多部门统一衔接的文化政策框架，促进城市经济、人文、社会、生态全面改造、重构与可持续发展。

二是整合城市文化资源，全面提升城市文化供给能力。依据地方特质塑造城市形象，厘清文化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协同关系，为我国城市发展找到自己的“文化通路”。文化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应放到居民需求和城市可持续的框架内进行整合，使文化资源在满足居民需求和促进经济发展层面发挥独特的主推作用。

三是适度集聚空间功能，均等配置基层设施。鼓励高能级功能集聚复合化利用，实现资源共享、多元融合，构建文化功能集聚区；推进城乡一体的基层文化设施均等化全覆盖，以满足居民现代化需求为导向引导文化设施多层次建设。

四是落实多方公众参与，激发城市文化活力。在文化空间建设中，积极调动政府、企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创造、参与、传承城市独特的文化环境与氛围。政府应积极探索咨询调查方法，鼓励企业发挥联动效应，带动其他行业、区域的发展，支持公共文化空间营造，并鼓励非政府组织对文化空间建设进行监督。

整理自研究论文《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以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为例》，作者魏伟、刘畅、张帅权、王兵，发表于《国际城市规划》2020年第3期

三、双向FDI协同与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井喷式”增长，2021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9.1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一。然而尽管拥有庞大的外貌规模和双向FDI体量，我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仍较低，核心竞争力还比较弱，因此推动双向FDI协同发展，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研究将双向FDI的协同发展与全球价值链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深入探讨双向FDI（IFDI和OFDI）的协同发展如何影响中国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有助于为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分工地位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将双向FDI协同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国际生产分割理论，匹配WIOD数据库并利用中国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理论模型的构建上，借鉴并扩展Feenstra和Hanson（1995）、杨高举（2010）的研究框架，对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阶段进行分割，并引入双向FDI协同程度，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双向FDI协同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之间的关系。在实证检验方面，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计量分析，并从替换变量、全球样本检验、进一步处理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以及考虑内生性等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确保了基准结果的可靠性。同时，研究对样本时期和行业类型进行划分，考察了双向FDI协同程度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双向FDI协同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多维机制，并进一步基于门槛效应模型，讨论了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二者之间关系的非线性特征，为我国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启示。研究结果显示：

双向FDI协同发展能够促进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提升，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指标测度误差、样本差异、异方差和自相关性以及内生性问题之后依旧稳健；相较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全球金融危机后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有所增强，且样本期内其对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促进作用大于服务业；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双向FDI协同发展能够通过技术内化渠道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渠道来促进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提升；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化，双向FDI协同程度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之前，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正向影响不断增强，而当其跨越第二门槛值之后，影响程度有所降低。

该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双向FDI协同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机制，同时对打破阻碍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桎梏，重塑国际分工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一是要注重IFDI和OFDI的协同发展，优化双向FDI的行业协同布局；二是积极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而非“存量”，为研发创新提供充足的动力和源泉；三是适时调整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整理自研究论文《双向FDI协同与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作者黄永明、张亚楠，发表于《亚太经济》2022年第2期

四、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研究—基于“波特假说”的检验

长江经济带作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在创新驱动引领的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深入探讨环境规制政策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的影响以及沿线各省份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的走向，对强化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选取2011-2019年全国30省份高技术制造业面板数据，根据“波特假说”，采用产出导向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双向固定效应的β收敛面板模型测度30省份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研判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收敛，分析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

在时空特征方面，2011-2019年，全国30省份高技术制造业在环境规制下的环境效率值明显低于无环境规制下的环境效率均值，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环境效率的增长。在空间分布特征方面，环境效率、创新投资和主营业务收入均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环境规制成本则表现为中游＞下游＞上游，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最高，抑制了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的提升。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创新投资对环境效率的促进作用需要环境规制来驱动，但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并得出以下结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上中下游地区环境效率逐级递增，中游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最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存在“环境规制-创新投资增加-经济效益降低-创新效益显现-环境效率提升”的良性循环。

为进一步提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因地制宜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针对不同地区精准施策。对于中游地区省份应适当降低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环境保护和高技术制造业经济效益“双赢”，对于上游地区可适当加强环境规制，促使环境效率加快增长，对于下游地区则应着重推动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提升经济效益。

循序渐进提升环境规制强度，降低企业在遵循新的环境规制政策时所牺牲的经济效益。杜绝地方环保政策中“谈污色变”和“一刀切”做法，适当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提升的速度和幅度，留下一定“缓冲期”，促进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和经济效益长期稳定增长。

强化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创新补偿效应”，加速企业创新投资取得经济效益从而抵消或减少环境规制成本的进程。加快推动区域产学研协同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建设高技术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科技成果中试与产业化载体，加强地方科技成果信息交汇于共享，大力培养促进高技术制造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专门化人才队伍，推动科技型创新创业。

整理自研究论文《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环境效率研究—基于“波特假说”的检验》，作者吴传清、高坤，发表于《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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