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简报》每季度发布一期，每期包含若干篇研究院近期代表性成果的凝练简介。敬请关注！
目 录
一、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效率
——尹礼汇、吴传清
二、“城市人”理论视角下社区服务中心优化配置策略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魏伟，熊伊茗
三、自然保护区“刚性”与“弹性”准入清单决策方法构建——以福建省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魏伟、沈梦雪、薄立明
四、基于WRF模型的澎溪河流域非点源污染预测
——张万顺、卜思凡、彭虹、夏函、朱磊、刘馨
一、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取得奇迹式增长的同时，工业化过程中伴随能源开发力度增强和工业企业生产体量加大，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长江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长江经济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研究如何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化发展对推动实施长江经济带大保护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研究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污染密集型产业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STIRPA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研判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管制型、公共参与型环境规制均能提升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效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滞后两期政府管制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遵循“合规成本假说”，滞后两期公共参与型环境规制遵循“波特假说”。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而言，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长江经济带以外地区政府管制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为促进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化发展，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发展。一是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生产生态化。摒弃粗放型增长方式，倡导集约化生产和精细化生产，一方面采用引进或自我研发的方式，获取先进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利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要素投入，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另一方面，重构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产业链条，加强资源节约型和环保型产品研发力度，促进下游产业链延伸，提升产品附加值。二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生态化。关停沿江各省产能过剩、高污染高能耗的小型、低端制造业企业，同时也要避免“一刀切”行为，重点促进长江经济带重化工业转型升级。三是打造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生态化。以循环经济发展理念为指导，促进生产要素相关联、产业链互补的企业集聚，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有机融合。建立园区信息化网络平台，推动企业组建技术创新联盟，构建人才自由流动机制，实现清洁生产技术共享。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融合发展，引入第三方“环保管家”，提升园区配套环保服务水平。
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一是根据不同地区主体功能区类型及污染水平差距，实施以绿色转型为导向、差异化的政绩考核体系，避免出现“舍本逐末”行为；二是合理配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建立政府管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实施效果长期监测机制，大力施行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等市场环境规制政策，加强公众参与环保意识，建设“公众—环保组织—政府”一体化环境治理体系；三是加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污染协同治理，加强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顶层设计，完善长江经济带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利用多元化补偿方式，实现污染共同治理。
引导污染密集型产业有序转移。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要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中上游地区在加大承接产业转移力度的同时，严格杜绝由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转移，同时建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生态保护合作协调机制和全流域污染检测平台，加强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合作，共同承担污染治理责任。污染密集型产业在转移过程中应在产业升级、产品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与承接地区进行合作和对接。承接地区应实施新政策，集聚创新要素，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
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政策。一是提升地方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创新性和执行环境政策积极性，从制度创新、制度供给、制度配套、制度执行4个方面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致力解决体制机制不畅、法律法规不严密、奖惩制度不得力等突出问题；二是完善环境保护激励机制，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考核问责。建立完善绿色金融和财税激励机制，扩大环境保护税实施范围，激发“绿色税制”节能减排正向激励效应；三是建立河（湖）长制统筹协调机制，对跨行行政区域的河湖、上下游、左右岸明确管理责任，建立联防共治机制。充分发挥检查机关的监督职能和河（湖）长制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作用，建立以各责任部门数据为基础的地区河（湖）长制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协调联动。
整理自研究论文《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效率》，尹礼汇、吴传清
二、“城市人”理论视角下社区服务中心优化配置策略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转向“以需求为导向”的社区领域共治。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在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动中实现社区治理。研究分析“城市人”理论视角下社区服务中心优化配置策略，有助于为城市调控社区服务中心配置方式、提供适宜人居环境、实现社区多元共治等方面探索可行路径。
研究以优化社区服务品质和促进社区居民良性自治为出发点，基于“城市人”的理论分析方法，采用社会调查、空间数据挖掘、回归分析等方法，基于“自存/共存”平衡原则，辨识供需双方满意度的共识区间，寻求最优服务半径范围和通行时间，通过制定合理的空间要素优化策略，提升“城市人”与“人居空间”的匹配度和社区服务中心的满意度，为社区服务中心的规划配置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规划建议。以武汉市主城区作为研究对象，选取该市典型的7类生活圈、14个代表性社区，采用互联网大数据Python爬虫程序，由百度地图获取典型社区生活圈内的982条道路、4523个城市建筑和36个社区服务中心POI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同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典型社区生活圈进行实地调研、满意度分析和人居要素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可达性覆盖率随着生活圈建筑密度提高呈上升趋势，“高建筑密度”生活圈主要分布在旧城区及城市更新区，体现了较为成熟的人居发展阶段。为提升城市生活圈的整体可达性，需要针对较低建筑密度生活圈提出社区服务中心多点布局的优化方向；居民对社区服务中心的综合满意度为78.25分，建设方的满意度得分为76.5分，双方满意度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总结居民满意度较低的原因以探究需求特征，从空间使用的层面看，生活圈内现有路网不便于步行到达设施点，活动空间的设施老旧且利用率较低，从服务覆盖的视角看，社区服务中心缺乏提升型服务能力，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缺少话语权和参与度。
对综合满意度得分进行排序，取满意度最高2个生活圈为优秀社区生活圈，满意度得分最低的2个社区生活圈为对比样本，提取人口规模及结构、道路、用地，管理共建等人居要素属性，分析满意度较低生活圈的人居环境供给与居民需求分异的问题发现：社区服务配置与人口结构缺乏对应；路网密度不足限制了居民的出行需求；较低的用地混合度制约设施统筹利用水平；社区共建的参与度较低导致社区活力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该研究提出以下优化策略：
一是构建合理的步行网络。重点管控服务半径，保障步行需求，将步行可达作为社区服务中心配置的重点控制指标，根据实证研究得到的供需双方共识结果，形成社区服务中心10min步行范围全覆盖；增加支路网密度，提升步行网络连续性。在主次干道基本完善的情况下，增加社区生活圈内部的支路网密度，达到优秀社区生活圈的路网密度，作为人居要素的优化目标。
二是提供差异化的布局方式和服务内容。加强建设布局引导，匹配具体区位和人口规模。根据不同社区生活圈的人口规模和区位条件，对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规模进行调试，实现社区服务精准有效覆盖；关注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鼓励社区服务品质提升。通过深入研究不同社区生活圈居民的人口构成和需求特征，建立社区综合化服务体系，针对生活圈内各类人群的日常活动习惯以及出行方式和使用时间段的差异，细化落实社区服务的保障型和提升型项目内容以及设置要求。
三是建设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加强设施整合，形成集群式服务空间；增加休闲空间配置，形成开放的空间体系。在社区服务中心附近加强点状和线状的休闲空间建设，运用步行系统有效连接，同时增加小型绿地等适当连通社区内的休闲绿地和运动场地。
四是推进高效的服务型治理。推行参与式社区规划，构建多类型的自治组织体系。选取社区生活圈进行参与式社区规划试点工作，培养社区规划与社区居民的互动，辨识居民对社区公服设施配置的服务覆盖和规模需求，强调规划制定与实施的合一；建立信息分享平台，建构公民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安全网。加强社区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的实际内涵是提高社区服务能力和实现社区多元共治，社区自治组织应建立信息分享平台，广泛收集听取居民的意见和需求，使政府根据居民的信息反馈，做出有利于公众利益的供给决策。
整理自研究论文《“城市人”理论视角下社区服务中心优化配置策略研究——以武汉市为例》，魏伟，熊伊茗
三、自然保护区“刚性”与“弹性”准入清单决策方法构建——以福建省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除科研需要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缓冲区只准进入某些限定活动；2020年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的《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区分优化调整前期工作的函》强调，目前自然保护区的管控措施针对性不强，需要细化管控措施，要求保护区除了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核心保护区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禁止进行开发性、生产型活动。自然保护区的准入条件由禁止准入转变为原则上禁止准入，是保护区由原本的“刚性”与“弹性”结合的信号，是静态管控向动态管控转变的一个突破。研究自然保护区“刚性”与“弹性”准入清单的决策方法，对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以人为本”的国土空间规划方法是以“自存与共存平衡”为基本原则、以创造最优化的社会整体利益值为目标构建的一套程序化的方法体系，用于解决国土空间使用和分配过程中各相关利益方之间的矛盾。自然保护区与准入的典型“弹性”清单在各个矛盾维度均会强调自身的社会贡献，即各自为自然保护区发展贡献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政策效益。统筹考虑生态保护利益与开发建设利益，在明确自然保护区与典型“弹性”准入清单的自存与共存机制的基础上，衡量清单准入前后生态保护利益与开发建设利益的自存比值、共存比值，以及不同维度下两者平衡时的整体利益比值。通过对比典型“弹性”清单类型准入后的整体利益值与门槛值来决策清单准入是否可行。
以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戴云山保护区面临着转型发展的挑战。研究选取了民生项目类、经济开发类与基础设施类3类典型“弹性”准入清单，通过“以人为本”的规划方法对准入清单在多个维度下的相关利益进行核算并做出决策。
通过对3类服务设施准入戴云山保护区的经济、生态、社会及政策效益进行测算，民生项目类准入清单、经济开发类准入清单与基础设施类准入清单优化平衡后的整体利益比值分别为1.03、0.77、1.04，对比多维度下优化平衡后的整体利益比值与既定的准入门槛值，确定戴云山保护区实验区内民生项目类清单与基础设施类清单可准入，而经济开发类清单不准入。
自然保护区“刚性”与“弹性”清单的准入决策，其核心在于衡量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由于目前我国的自然保护区缺乏“刚性”与“弹性”准入清单的决策方法，在各种现实矛盾下，现有的准入条件低效甚至是失效的。因此，研究根据“以人为本”的规划理论，以整体社会利益最优化为清单准入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自然保护区“刚性”与“弹性”准入清单的决策方法，以期为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提供一套准入清单的决策工具，实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
整理自研究论文《自然保护区“刚性”与“弹性”准入清单决策方法构建——以福建省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魏伟、沈梦雪、薄立明
四、基于WRF模型的澎溪河流域非点源污染预测
流域非点源污染过程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影响，非点源污染精细化模拟预测研究对保障流域水环境安全和提高生态环境监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降水是影响流域非点源污染过程的关键因素，传统的研究在真实反映区域气象过程的空间异质性方面存在一定误差。构建能精准反映局部降水等气象过程空间异质性的流域非点源过程污染模拟预测模型，对于保障水资源科学管控和水环境精细化治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研究以澎溪河流域为研究区域，基于WRF模型，构建了能反映流域3km×3km精细格点降水的流域非点源污染模拟预测模型，采用Pearson 相关系数（R）和均方根误差（RMSE）两个指标对WRF 模型降水模拟效果进行评价，采用决定系数（R2）评价SWAT 模型对径流量、总磷（TP）和总氮（TN）的模拟效果，基于WRF降水数据的径流模拟精度提升了27%，总磷模拟精度提升了31%，总氮模拟精度提升了36%。径流模拟结果和水质模拟结果满足模型模拟精度要求。
研究使用该模型对澎溪河流域非点源负荷进行了模拟预测。使用基于格点水平分辨率为9km和3km双层嵌套区域的WRF模型和以HRU为基本计算单元汇集到SUB再汇集成整个流域进行计算的3km×3km的SWAT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
降水时空分布。WRF模型模拟降水与气象站降水峰值对应较好，流域内60%~80%的降水集中在6—9月，降水峰值多出现在7—8月，降水较少的月份出现在11月至次年3月，呈现出明显的丰枯月差异。WRF模拟的2011年3月、6月、9月和12月降水空间异质性明显，四个典型月降水量均呈现出从东北向西南递减趋势，降水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东北部和南部边缘等区域。各区域平均降水量顺序依次为：东河>桃溪河-南河>普里河-澎溪河干流。
径流时空分布。采用WRF模型输出的降水数据作为非点源模型输入条件模拟的澎溪河流域2010—2012年径流量呈下降趋势。WRF模型输出降水模拟的澎溪河流域地表径流深空间整体上呈现东北部高于东南部高于中部的规律。2010—2012年，澎溪河流域径流深总体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平均径流深最大的区域均集中在东河，各区域平均径流深顺序依次为：东河>桃溪河-南河>普里河-澎溪河干流。
非点源负荷时空分布。WRF模型输出的降水数据作为非点源模型输入条件，模拟的澎溪河流域2010至2012年总磷负荷和总氮负荷量呈下降趋势，与径流变化趋势吻合度较高。基于WRF模型输出降水模拟的澎溪河流域的总氮、总磷负荷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局部集中，靠近水体”的特点。2010—2012年，澎溪河流域单位面积总氮负荷最大的区域均为东河，各区域单位面积总氮负荷顺序依次为：东河>桃溪河-南河>普里河-澎溪河干流。
整理自研究论文《基于WRF模型的澎溪河流域非点源污染预测》，张万顺、卜思凡、彭虹、夏函、朱磊、刘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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