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研究院副院长魏伟教授团队撰写的论文《三江源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综述及展望：基于“人、事、时、空”视角》于《地球科学进展》2020年01期发表。全文如下：
三江源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综述及展望：基于“人、事、时、空”视角
摘要：从“人、事、时、空”的视角，梳理了三江源地区典型的利益主体、矛盾冲突、时代背景和人居空间的研究进展及互动机制：其人口分布、生产生活及文化特征集中了民族地区、生态地区、贫困地区的典型特征；其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矛盾冲突制约了人地关系的和谐发展；其历史演化受制度及政权组织、区域间商贸交流、牧民移民及定居等因素影响较大；人居空间受地理环境的约束和牧业方式、区域文化的影响较深；继而剖析了人地关系系统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的关联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三江源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政策及文化评估、人居环境优化等领域。
关键词： 三江源 ; 人居空间 ; 人地关系
Review and Prospect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ree River Headwaters Reg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 Events, Time and Space
Abstract：The Three River Headwaters Region is the pioneer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ilot of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It is also a unique plateau with complex man-land relationship, long-standing history and diverse civilization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land has gone through primitive harmony, tension and conflict, and gradually tends to balance and coordinate. The whole process concentrates on the game of natural force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As the elements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region tend to become more complex,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and continues to develop in breadth and depth,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dynamic analysis of time and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 events, time and space,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in the interest of subjects, conflicts, background,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Three River Headwaters Region were summarized. It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roduction, life and culture feature a typical ethnic ecological yet poverty area.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s restricted by the conflicts between human activi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gress is largely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olitical regimes, regional trading, herders’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The human living space is deeply affected b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imal husbandry and regional culture. Furthermore, the linkage mechanism among natural element, human element, time element and space element in man-land relationship system was also analyzed. Based on these,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future research on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e Three River Headwaters Region should concentrate on fields such as government policies, cultural evaluation and human settlement improvement. To be more specific, further research was suggested to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quantit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uman intervention.
Keywords：Three River Headwaters Region ; Human settlements ; Human-land relations
本文引用格式
魏伟, 张轲, 周婕. 三江源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综述及展望：基于“人、事、时、空”视角. 地球科学进展[J], 2020, 35(1): 26-37 doi:10.11867/j.issn.1001-8166.2020.010
Wei Wei. Review and Prospect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ree River Headwaters Reg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 Events, Time and Space.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J], 2020, 35(1): 26-37 doi:10.11867/j.issn.1001-8166.2020.010
① 如《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2012）、《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2014）、《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2016）、《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6）、《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2017）、《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2017）、《青海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管理规划及相关规划》（2017）、《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体系建设方案》（2017）、《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18）、《三江源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管控办法（试行）》（2018）、《关于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若干意见》（2018）等
1. 引 言
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北靠昆仑山，南依唐古拉山，平均海拔3 500~4 800 m，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聚水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黄河、长江孕育了璀璨的华夏文明；澜沧江沟通了中南半岛国家和民族的友谊。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地域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民族文化在此交汇，汉、藏、蒙古、土、回、满、撒拉、哈萨克等多个民族在这里交融聚居，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独特格局，自古以来深刻影响着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然而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盲目开发导致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地关系日渐紧张。国家在2000年之后先后实施“退牧还草”、“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三江源国家公园”等重点工程，推行了一系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策①;地方居民通过社区共管等方式逐渐发挥保护主体的作用，形成与政府的良性互动[1]；不管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引导，还是社区自下而上的自发机制，都在深刻影响着三江源地区人地关系的优化和重构。当今时代，市场化、全球化和生态文明等趋势势不可挡，这里的人地关系也将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人地关系的协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在三江源这样一个生态脆弱、历史悠久、文明多元的地区，人地关系所承载的内容更为独特和复杂，集中体现了自然力量、历史演进和区域文化的博弈，探索该区域的人地关系对生态系统保护、社区民生改善、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国土空间管控等都具有重要价值，能够在人与自然生态互动的过程中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因此，本文基于“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通过对既有学术成果的梳理，总结三江源地区人地关系的研究进展，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展望。
2. 文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以“Three River Source Region”和“三江源”为主题，并以“青藏高原”、“黄河”、“长江”、“澜沧江”、“青海”、“玉树”、“果洛”等为关键词，通过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来源类别分别选择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CSCD）筛选相关文献；2000—2019年总计有728余篇期刊论文，另有相关著作26部、博士论文74篇。整体来看，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3个方向：①针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要素的研究，该方向的研究成果占据了三江源地区重要文献的70%以上，反映了当前学术研究大多集中于三江源自然、生态、环境科学领域的现状；②针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该方向的文献主要关注人类活动与三江源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交叉学科特征，但关注人居空间与自然环境互动机制的研究较少；③针对生态保护和建设等人为活动的研究，该方向的文献主要关注三江源地区人类活动的特征及相关策略，以社会调查结合定性研究为主。文章结合研究索引和关键词共现情况，利用Citespace工具识别出研究热点（图1和图2）。
图1 三江源研究热点聚类分析图
Fig.1 Clustering analysis graph of research hotspot of Three River Headwaters region
图2 三江源研究中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2 Keywords co-occurrence graph of chinese research of Three River Headwaters region
人地关系是一个系统性的研究范畴，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复杂性等特征，“研究人地关系必须重视它的时间和空间变化关系”[2]；为了清晰地描述和分析三江源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进展，作者借鉴“人、事、时、空”[3]的思路方法展开研究：在此方法中，“人”被认为是“身份”的理念，在“人地关系”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人地关系的核心组成要素，又是人地关系的创造和推动者”[4]；“事”指人追求的空间接触机会，在此指代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矛盾冲突；“时”是指人所处的时机，整体来看即时代背景；“空”是指人所关注的空间范围，也即人居空间。这种方法最显著的特点是将复杂的人类现象进行变量式归纳和演绎，并着重考量其相互间的匹配程度，尤其是人与空间的匹配程度；而衡量人地关系和谐与否的关键也在于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匹配程度，因此，“人、事、时、空”的思维范式与人地关系的内涵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呼应关系。运用这种方法能够更加全面、动态、清晰地把握该地区人地互动关系所涉及的主体和客体内容，将此方法应用于三江源这样的特殊区域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探索。
3.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在人地关系系统中，“人、事、时、空”分别代表了三江源地区典型的利益主体、矛盾冲突、时代背景和人居空间，基本涵盖了三江源地区人地关系的基本要素。
&nnbsp; 3.1 “人”——人口分布、生产生活及文化特征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世代生活于此的人是影响该地区生态环境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人地关系中的主导者。三江源行政区域总面积36.3×104 km2，包括16个县和1个镇，现有总人口72.3万人，其中农牧民人口58.9万人，城镇人口10.8万人，贫困人口25.4万[5]；受教育水平、藏族传统的婚姻习俗和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6]，这里人口增长较快；人口城镇化整体处于上升态势[7]，局部分布密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很大，且这种不均衡的格局仍将延续[8]。
3.1.1 人口分布
人口分布作为自然和经济社会双重因素的影响结果，不仅受区域自然环境的限制，更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青藏高原地区，人口分布不仅与海拔位置、土地利用、主要道路及河流等常规环境因素有关，同时又有其特殊性——人口密度和居民点密度有很强的的相关性，人口的点状分布特征较为明显[9]。在三江源地区，受高山移牧型放牧方式的影响[10]，居民点多分布在植被覆盖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较高的区域，总体人口密度和NDVI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11];而NDVI的增长趋势与温度有较好的一致性，与降水关系不太明显[12]，植被作为区域气候特征的反映和指示，其地理分布受气候制约显著。有研究显示，近半个世纪，三江源气候整体呈暖湿化趋势，作为人口策略的应对，黄河源区应着重控制人口数量。总体而言，三江源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垂直分异特征显著，其人口分布兼具高海拔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综合特征。
3.1.2 生产生活
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土地利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制约人地关系的直接因素。三江源地区居民收入来源较单一，主要依赖草地、耕地和药材等自然资源，随着资源锐减及相关政策限制，河谷地带的农牧民比较容易实现生计多样化，而高原农牧民却很难找到替代生计，主要依赖国家救济[13]，整体来看，居民生计多样化水平随海拔升高而降低[14]。自生态移民工程实施以来，移民们的生计脆弱性变得十分突出，因为后续产业结构单一，难以支撑足够的非农就业[15]；同时，移民们还面临搬迁带来的心理适应困难、身份认同混乱等难题[16]。总之，这里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水平落后、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之间缺乏协调统筹和法律保障、扶贫政策和项目工程缺乏前瞻性和连续性[17]，这也成为三江源地区的民生之困。
3.1.3 文化特征
三江源居民以藏族为主，藏族传统文化在社会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支配着该地居民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藏传佛教也有助于减缓人类活动带来的变化[18]。这里的居民自古以来就有崇拜神山、守护圣水、关爱生命的意识，他们“逐水草而居”，遵循着草原游牧文化传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态智慧和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原始的生态和谐理念将是新时期建设三江源生态文明的重要文化遗产。传承诞生于此、流传于此、交融于此的传统生态文明，不仅需要科学的生态知识，也需进一步发掘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TEK）、建立深生态的理念[19]。此外，三江源各地还具有不同的习俗文化，呈现出多元的风格并以资源化的方式长久留存[20]，如果洛地区的宗教和宁玛巴文化、果洛石经文化、格萨尔文化资源、玉树地区嘉纳文化、唐卡文化、河南县“那达慕”文化以及蒙古族文化等。整体而言，三江源地区在文化特质上呈现出宗教性、稳定性、多元性和包容性。
3.2 “事”——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矛盾
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气候敏感多变，还面临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及全球变化带来的一系列威胁[21]，人类不当的生产活动会造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明显退化。这里典型的矛盾冲突从空间上体现为人地关系的不协调，主要包括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的矛盾。
3.2.1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矛盾
（1）人—草—畜的矛盾。草地是三江源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也是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支持着众多农牧民的生计，草畜平衡成为影响三江源牧区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草地严重退化[22]，过度放牧是三江源地区草原退化最关键的因素之一[23]，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也会对草地产生负面影响[24]；此外，草场承包到户等制度性因素也导致草场质量下降[25]。长期以来，恶劣的自然条件客观上导致畜牧业生产力低下，人口膨胀、超载过牧又使得草原退化速度加快，形成“牧业生产力低下—牧区经济发展滞后—牧民收入增长缓慢—草原生态环境破坏”这样一种恶性循环[26]，直到2005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实施，才使得草地退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27]；然而禁牧政策打破了“人—草—畜”系统的关联关系，草场长期缺乏牲畜啃食也不利于草场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25]。受禁牧政策调控的牧民由于缺乏舍饲圈养的基础和发展替代生计的能力，家庭收入水平大幅下降，草原生态系统仍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28]。国家在“退牧还草”工程和后续的“草原生态奖补”政策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牧民也做出了巨大牺牲，效果却差强人意；民间出现了“参与式草畜平衡管理”[29]、“社区集体行动”[30]等有价值的探索，但是如何高效管理草场、适量放牧，让人、草、畜平衡共存，仍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就目前经验来看，人—草—畜的矛盾可通过改变放牧管理方式[31]、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32]得以缓解。
（2）人—自然灾害的矛盾。三江源是典型的自然灾害频发区，其灾害类型多样，总体呈现点多面广的特征[33]。自然灾害不仅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雪灾是三江源牧区最为常见且会带来严重经济安全风险的自然灾害[34]，“在特大灾时，雪灾造成的损失是旱灾损失的2.5倍”[35]，目前针对三江源雪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雪灾的成因[36]、牧区致灾风险评估[37]、雪灾分布[38,39,40]和雪灾救助机制[34]等方面；此外，地震也是该地区常见的自然灾害，其破坏力更强，影响面更广[41]，甚至会导致生产重建和文化变迁[42]；以2010年玉树地震为例，在灾后综合评估中，发现全国应对系统、群众作用、灾害信息发布系统、灾后重建规划、有效的伙伴援助模式等发挥了重要作用[43]。除了气象和地质灾害，三江源还被认为存在鼠兔等生物灾害，会导致和加剧“黑土滩”和草原沙漠化，应施行防控和毒杀政策[44]；也有学者认为[45]鼠兔是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毒杀高原鼠兔只能损害生物多样性却不能真正解决草原退化问题；可见，灾害认知和应对中存在不同的文化维度问题[46]。总体而言，灾害的发生反映出复杂的自然、生物和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实质上是文化危机[47]，由灾害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政府角色、公民参与、宗教力量[48]等，都将成为新的议题。
3.2.2 人类活动与人文环境的矛盾
（1）生态移民工程与文化变迁的矛盾。为了在环境保护和居民发展之间找到平衡，政府于2004年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这项工程并非简单的人口搬迁，它涉及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等深层问题[49]，在“生态移民飞地”存在诸多冲突，如文化变迁冲突、产业转型冲突、移民管理冲突等[50]；以文化变迁冲突为例，已有研究主要有以下3种观点：①文化变迁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意义，通过积极的文化控制文化变迁可变为文化进化[51]；②强调对传统生活方式和独特文化的保护，认为应对移民的规模与进程加以控制，允许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52]；③着重从整合社区文化、移民的再社会化、提升人力资本、重建社会网络、增强社区归属感5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文化调适路径[53]。总体而言，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会对三江源这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产生显著影响。在当下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要仔细权衡公园发展需要与原住民的意愿，谨慎解决民众搬迁、人员安置等问题。
（2）环境保护与游憩开发的矛盾。三江源是我国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区内自然保护地众多。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载体，自然保护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景观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其传统的管理模式和“重保护、轻发展”的行政化管控机制使得保护区管理机构与社区居民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54]：保护区内居民自我发展能力差，对资源的依赖性强，社区发展的需要同保护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矛盾十分突出，甚至引发人兽冲突。针对这一矛盾，已有研究认为重视社区参与[55]、建立保护区和社区共管共利体系[56]，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重要途径。
旅游在消除贫困上具有潜力和能力已经成为共识，然而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普遍存在“资源重叠、单调乏味、创新性差、开发模式单一、宣传持续性不强”等困境[57]。学者们研究了游牧民族旅游资源现状[57]、旅游扶贫类型区的划分[58]、旅游开发模式[59]、开发策略[57]，指出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旅游扶贫的模式，并构建了三江源地区各县贫困程度和旅游资源禀赋评价指标体系，划分出资高贫低、双高、双低、资低贫高4种旅游扶贫类型区[58]。在开发模式上，“市场建设导向”的模式比“景区建设导向”模式更符合偏远型景区旅游业发展的要求[59]；在开发策略上，应“聚焦民族文化、关联民族活动、打造民族旅游宣传推介、优化民族旅游资源整合”[57]；也有反对的观点认为[60]，生态旅游的发展实际上导致了当地生态、经济和社会系统的退化。综合以上研究，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背景下，如何协调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与周边区域民生改善将是重要的议题之一[61]，如何平衡旅游业开发带来的收益和产生的负面效应值得深思。
3.3 “时”——人地关系演化的时代背景
历史上的三江源地区基本是游牧民族聚居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人居聚落不断交融、兼并，或发展为较大的部落甚至邦国组织，但其放牧系统仍保持其基本单元的稳定，人居—草地—畜群的管理模式并无本质改变[62]；近代以来，放牧成为一种土地管理的基本手段。不同时期制度的差异必然影响人居空间的建设，依此，作者将三江源地区的时代背景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古代游牧时期、古代游牧+定居时期、现代游牧+分散聚落时期、现代放牧+城镇+定居点时期。
3.3.1 古代游牧时期（秦汉—两宋时期）
古代游牧时期草场为部落共有，牲畜私有，经营方式是四季游牧，基本是靠天养畜[63]。期间民族迁徙、民族杂居、民族融合等历史现象一直存在[64]，根据不同民族政权的更替，主要可划分为羌人时期（汉以前）、吐谷浑时期（魏晋至唐）、吐蕃时期（唐初至五代）、青唐吐蕃（宋至元）4个时期。羌人时期生产方式从原始畜牧、射猎为主向农牧兼营过渡，这一时期未建立正式的政权组织，以“部落”为组织单位；吐谷浑时期以高原畜牧业为主，其游牧经济结构决定了它必须与发达的农业地区进行长期、持久、稳定的经济交往，因此吐谷浑王朝致力于维护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畅通；吐蕃时期恢复和发展农业，与唐时战时和，为唐蕃双方交往需要而开创了唐蕃古道；青唐吐蕃时期以农耕为主、积极发展茶马贸易，佛教文化有较大发展。这一历史时期主要体现了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互动关系。
3.3.2 古代游牧+定居时期（元明清及民国时期）
元朝时期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定型；明清两朝统一强盛、民族政策一贯性强，民族分布格局得以延续和巩固；明代推行土官制度，清代委任千百户，屯守并举使人口聚居和农业垦殖活动得到拓展，显现出聚落特征；同时，自明清以来，在缺乏商业性城镇的游牧区，寺院成为维系区域或民族间经济联系的纽带，并推动了牧区商业的发展乃至牧区城镇的兴起。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游牧方式未发生大的改变，而由于民族政策和人口政策出现了聚居聚落。
3.3.3 现代游牧+分散聚落时期（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
进入现代，由于游牧制度的变化，农牧民的居住生活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一时期，放牧制度经历了封建农奴制游牧（1951—1959年）、社会主义游牧（1959—1978年）和社会主义家庭承包放牧（1984年以后）3个阶段[65]：①封建农奴制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没有彻底改变，牧业发展十分缓慢。②社会主义游牧阶段经历了草地归集体所有阶段（1959—1965年）和人民公社阶段（1965—1978年），前一个阶段因初期家畜数量较少，人地关系相对和谐；后一个阶段多劳多得的分配格局被打破，牧民生产积极性受挫，经济发展放缓。③家庭承包制度（1984年以后）刺激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牧区经济快速发展。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家庭承包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放牧制度不利于家畜大范围游走，不符合草地和家畜的正常生长规律，甚至造成草地超载和草地纠纷。这一阶段，游牧制度发生了大的变迁，而受发展水平的限制，牧民的聚居仍以点状或块状聚落为主。
3.3.4 现代放牧+城镇+定居点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牧场已承包到户或由国营农场管理，实施以家庭或联合牧场为经营单元的季节轮牧制度，并形成了如放牧场轮换体系、延迟放牧—休牧—轮牧体系、条带跟进放牧体系、日粮放牧体系、轮牧—舍饲体系等[62]，此时，牧民定居主要有3种基本类型：生态移民、自发性移民、草原承包责任制下的定居。从牧民流动和搬迁的流向看，游牧民定居又可区分为2种基本类型：一是村落化集中定局，这大多是一个自发的漫长的过程；二是城镇化背景下的集中定居，建成了许多移民社区，具有外因推动城镇化的倾向。
综观三江源地区整个历史发展背景，古代的游牧生产方式虽不能自给自足，需要农耕经济的辅助和补充，但通过土地的扩张和人口的迁移，往往能保持“游”与“居”的平衡，游牧的本质得以充分体现；进入现代，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政策制定者们对放牧的认识和管理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偏差，不合理的人为干预反而扭曲了“放牧”的内涵，导致人地关系的失衡，进一步影响人的聚居模式。
3.4 “空”——三江源地区人居空间
人居空间是三江源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聚落是人居环境研究的基本单元，按照规模总体上可分为乡村、城镇、城市三大类型。历史上该地区的人居空间主要以各种功能的聚落为代表（如城堡、军镇、驿站、寺院、村寨等），主要源于军事防御、宗教活动和交通因素的带动；现在以人口集聚程度和行政级别划分，大致可分为3个等级：第一等级为州、市、县驻地（现共计16个）；第二等级为乡镇驻地（现共计115个）；第三等级为社区、村（牧）委会驻地及其他村落、牧民点（现共计约1 100个），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因素、交通因素、资源开发、政权建设关系紧密。
3.4.1 乡村
学者们在三江源地区乡土民居更新[66,67]、小流域与传统村落保护[68]、乡村景观营造模式[69]、寺院的时空演变特征[70]等方面做出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三江源地区乡村聚落多为山地聚落，“背山面南”，沿河谷方向线性伸展，聚落规模一般在20户左右，遵循“上寺下村”的布局方式；民居建筑原型多为石木结构，广泛采用“擎檐柱”，平面布局多为凹形、L形；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研究认为，该地区传统村落与三江小流域具备“命运共同体”的特征，需要整体保护以形成小流域乡村人居生态安全单元；民居更新方面，需要整合传统建筑语汇、现代生态技术和地域文化要素；景观营造方面，在当前以“高原美丽乡村”为目标的建设活动中，需强调“草原综合体”的理念并将寺院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景观。目前来看，对该地区乡村人居空间研究存在两方面的局限：第一，缺乏对聚落空间形成与历史演变的研究；第二，空间范畴过于“狭窄”，研究往往专注于单个自然村以及民居。
3.4.2 城镇
城镇是经济、文明、人口的载体，小城镇容量的扩大是三江源区域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的重要条件[71]，目前该地区小城镇仍以规模集聚、物质空间建设为主且会持续较长时期[72]。三江源地区的城镇化受多重约束条件限制，其模式特征、动力机制、战略路径有其自身的特点。历史上这里的城镇主要依托宗教、政治、交通、军事、工矿等资源基础而形成，功能单一，内部各地的交通运输水平差异较大，空间分布呈现出高度的非均衡性[73]，城镇化严重滞后[74]。目前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城镇化模式和路径的选择及动力机制分析[75,76,77,78]，建设“生态特区”、生态型城镇已成为共识；就具体对策而言，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培育典型关键城镇示范区、“产、城、人、文”一体化发展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思路[79]。有学者认为，对区域内交通网络开展研究是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80]，交通网络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时空压缩效应，对于地域宽广的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高铁效益已经辐射到三江源地区的某些乡镇[81]。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可借助交通设施对该区域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此外，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要体现人的城镇化的空间正义，通过对小城镇制度、机制创新的研究来解决“人性”与“地方性”的不平衡、不和谐等问题。梁鹤年[82]早在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际就提出，要重视“人类资本”而非“物质资本”，要充分利用地理上和时机上的“比较优势”进行多样化的开发；而“人类资本”也正是当前所倡导的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对人力资本的培育成为破解城镇化水平低下这一困局的可能路径[83]。
3.4.3 城市
玉树是三江源地区目前仅有的一座设市城市，自2010年大地震以后，被认为具备建设成为全新高原生态旅游城市的内部优势和良好的外部条件[84]。关于玉树的研究，多围绕灾后重建实践及理论展开，并对重建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85]；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先后编制完成《结古镇城镇总体规划》、《结古镇两河景观规划》等20余项灾后重建规划[86]；在规划实践中，设计者们发现灾后重建中的复杂的产权利益冲突是最大的矛盾，沟通式规划方法[87]或可更好地界定和实现“公共利益”。灾后重建是一次特殊的规划实践，但其引发的城市规划价值观及方法论上的转型和挑战将对三江源地区有效实施城市规划产生深刻影响。
综上，三江源地区的人居空间受自然本底、社会经济水平和区域文化的影响，主要以分散的乡村聚落形态与环境和谐共存；受生态移民政策的干预，需89 358人①从牧区迁入城镇，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三江源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但由于牧民对定居的适应能力有限，加之城镇本身的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城镇化依然面临诸多困难；走生态型城镇、发展生态友好性道路网络是较好的路径选择，而只有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培育才能真正带来人的城镇化。
① 数据来源：2005年《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
4. 结语与展望
4.1 结语
三江源地区的区域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互为因果。人地关系涉及生态环境、文化资源和人居环境等多个层面，同时又与人类活动、保护政策紧密相关，是一个综合、动态、开放的体系。“人”是地理环境的主体，也是人地关系系统整体发展的控制变量；“事”代表人与自然及社会环境的互动，是人地关系的直接表征；“时”反映人类社会进化的历程，也包含对远景的预判；“空”是所在之地，也是承载人类生活的空间场所。这4个变量包含了人地关系系统的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三江源地区人口数量规模、年龄结构、人口素质等现状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改观，文化因素对“人”的塑造作用亦是潜在和缓慢的；相对而言，政策干预的作用最为直接有效。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冲突大多是激烈且不可预知、难以调和的，而与人文环境的矛盾是可以人为干预和调控的。从时代背景来看，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大多带有制度色彩。至于空间场所，其地理位置是既定的，而人居空间（聚居模式、支撑网络系统）是可以人为选择和优化的。
4.2 展望
人居空间是生态文明体系中的关键节点。三江源地区内生性的自然、人文条件造就了其人居空间的独特性，具体体现在对于自然生态的敏感性和对于人居活动的脆弱性。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缺乏对三江源地区人居空间的时空演化规律和现实特征的研究；针对文化塑造和政策实施中的实际问题缺乏有效的监测手段和解决方案；对如何构建面向“三江源文明”的理想人居空间策略尚不明晰。在生态文明背景下面向“人地关系”这种具有综合内涵、复杂关系和深远影响力的命题而言，进一步的研究可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
（1）充分开展定量研究。利用高分卫星数据和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定位系统，以及历史卫片及遥感数据，结合传统田野调查方法，对三江源地区人居空间的整体演化规律、物质环境特征、文化脉络和政策落地情况开展精准分析，构建具有时空动态特征的人居环境基础数据库。
（2）进行对比研究。结合当前我国国家公园制度的确定过程，横向对比国内同类试点所在地区的人地关系，提炼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其人地关系的时空过程及模式，揭示不同地区的地域差异性，进而阐释不同模式的优化途径与策略。
（3）重视人为干预的内在机制研究。三江源地区人居空间的重要性、敏感性与脆弱性对人为干预机制研究提出了更科学、系统、严谨的要求，需要针对文化反馈机制、政策管控机制进行客观、系统地分析以及科学、理性地评估，客观评估文化、政策等对三江源地区人居空间的实际作用效果，从整体协同的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与调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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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伟1,2, 张轲1, 周婕1
1.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 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0
Wei Wei1,2, Zhang Ke1, Zhou Jie1
1. Department of Urban Design，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lanning，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