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研究院副院长魏伟教授，硕士研究生杨欢、陶熠撰写的论文《“城市人”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供需匹配分析及规划策略——以武汉市为例》于《现代城市研究》2020年05期发表。全文如下：
“城市人”视角下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供需匹配分析及规划策略——以武汉市为例
摘要：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是保障居民健康生活的基础，是健全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城市人”理论，以使用者和设施运营者“自存-共存”平衡状态下的共识为目标，构建“基于理性的需求共识和物性的规划匹配以及面向典型人居的要素干预”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评价及规划方法；以武汉市为例，采用社会调查、回归分析、最优化分析等方法，辨识社区卫生服务设施“需求方”满意度的共识，并对典型生活圈的要素进行提取和对比，从服务范围、人居属性、道路属性及设施属性等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城市人”理论；“自存-共存”；武汉市
引言
基本公共服务是基本的民生需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与建设是居民安全、健康、高品质生活的保障。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2016年10月联合国“人居三”会议通过的《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提出了人人共享城市的概念，以及为所有公民提供包括医疗在内的基本生活服务，建设健康社会，确保所有公民普遍享有适当、包容和优质的公共服务的发展目标。“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以及“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社区卫生服务设施，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载体，是为社区居民提供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和医疗、康复等服务的综合性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作为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基础支撑和服务作用。
伴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已经进入到巩固提高期，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空间布局上，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覆盖率和均衡性存在不足，卫生资源配置情况与当地经济水平关联性较强[1]，按照人口进行配置的方式影响了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空间可及性[2]；（2）资源配置上，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提高，但卫生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配置不均衡，每千人医师数和病床数、人均医疗支出等指标因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亟待提高；（3）在服务水平上，由于全科医生数量不足、医师专业结构不合理、设施薄弱等问题，使得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服务水平不足，造成了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满意度的差异[3]。
当前针对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研究可概括为：（1）“点”，即设施空间布局方面，主要聚焦于可达性。一般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从空间公正的角度出发，运用潜能模型[4-5]、两步移动搜索[6]或GIS空间分析[7-11]（如核密度、网络分析等）等方法对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布局合理性或空间公平性进行评价，并相应提出优化策略，或以提高设施服务效率为目标，运用位置分配模型进行设施选址研究[12]；（2）“量”，即配置标准方面，多以规划实践为例，从设施需求和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上位规划及地方人口特征确定配置标准及建设指标[13-15]；（3）“质”，即设施服务水平方面，从空间可达性、设施质量及居民使用水平和感受等方面选取影响因素构建评价体系，融入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量化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服务水平，从而提出改进措施[16-17]。
在以人为本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导向下，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作用凸显出来。作为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物质组成成分和城市生活的支持系统，公服设施的公平性与效率性是创造良好城市人居环境的前提条件[18]。基于目前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存在的问题以及健康社会的建设对基础医疗设施的需求，构建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评价及规划方法，探究武汉市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规划配置方法和策略，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布局及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将本文的研究目标确立为：
（1）如何寻求居民使用需求与服务设施配置的共识。公平和效率是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配置的重要考量因素，但传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已暴露出诸多问题[19]，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地供给社区卫生服务设施，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合理化配置，是设施配置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设施供给方一方面要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设施使用者”就近、安全、舒适等使用诉求；另一方面也要符合“设施运营者”的服务能力和整体效益。在合理的服务范围和有效的可达时间内，规划布局适宜数量和规模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更多、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而过多过密的设施布局并不能完全发挥设施的功能和服务能力，易造成资源浪费和冗余，故而并不是越近、越多才越好；同时，社区卫生服务设施作为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组成部分，其正常运营需投入大量的人力、资金以及土地，需要综合考虑社区的人口密度、年龄构成、交通条件等因素进行合理配置，而不是越大、越多越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质与量有了更高的现实需求，如何在规划布局的过程中满足居民的需求，是设施配置中需考虑的另一个问题。那么，同时面对居民的使用需求和供给方的设施配置，寻求双方共识，理性考虑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选址和规模，是提高需求方与供给方对设施配置满意度的重要途径。
（2）如何处理“人、事、时、空”的复杂关系。道萨迪亚斯把人居形容为一个由5组人居元素组成的空间现象，人类按5个原则塑造人居[20]。由此来看，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是典型的“以最大接触、最小气力、适当距离、优质环境去追求最大交往机会”的人居空间。“人”的客观性（如设施使用者的性别、年龄、生命阶段、由身体机能所决定的个体移动能力等）以及主观性（如设施使用者的行为、心理以及对卫生服务设施的主观感受等），和“时”“空”的客观性（如可达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通行时间及距离、设施本身的完善程度等），都对“事”（该设施的使用情况）产生着不同的影响。面对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需寻求合理的评价方法，从而指导和支撑设施的合理配置。
1 理论及方法构建
1.1 理论基础
“城市人”理论是梁鹤年先生由“经济人”理论和道萨迪亚斯“人居科学”启发所构建的解释城市空间现象的理论，“城市人”的定义即为“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20]。“城市人”理论将规划聚焦于“城市人”与人居的匹配，即为典型“城市人”与典型人居的匹配。在该理论框架下，城市规划的任务被概括为土地用途的部署，其关键则在于土地与用途在点和量上的匹配[21]。
在“城市人”理论的指导下，目前已形成了一套关于公共服务设施评价与规划的研究范式——在“自存-共存”平衡的视角下寻求基于理性的需求共识，通过“可达性”与“满意度”的最优化实现基于物性的规划匹配，从“供给”的角度“干预”社区的人居属性从而提升设施的空间接触机会[22-23]。
1.2 理论指导下的方法构建
“城市人”的基本范式为：空间接触机会（因变量）=∫[典型城市人要素（自变量1），典型人居要素（自变量2）][20,22]。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而言，可以解释为：
社区居民（城市人1）和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城市人2）作为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接触机会的供求双方，共同构成自变量1。其中，社区居民（城市人1）作为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追求者，“自我保存”是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希望更便利地到达设施点，并追求满足自身需求的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与人共存”使其理解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是为了服务社区内的所有居民，从而能够容忍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在一定程度上远离自己的住所。其基本属性包括性别、年龄以及生命阶段，所追求的“空间接触机会”是最优可达性（以时间和距离为主要影响因子，其他影响舒适度的因子为次要影响因子）和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优质服务（满意度）；
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城市人2）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的提供者，“自我保存”是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选址能够处于社区居民集中的地区，交通便利、管理方便，能够服务更多的居民；“与人共存”使其考虑到社区居民使用医疗设施的便利程度和对设施服务水平的要求，使居民享受到更加便利、更加安全、更加公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其基本属性包括在社区中的空间位置、规模以及医护人员数量等，所追求的“空间接触机会”是选址和规模达到最优时，所有服务能覆盖的居民规模。
“人居”承载着空间接触机会，作为自变量2，其基本变量包括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及人居密度等。
“城市人”理论聚焦于打造满足不同“城市人”“自存与共存”平衡的理想人居，社区卫生服务设施供需匹配的目标，即以社区居民和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自存-共存”达到平衡为目的而进行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选址和配置，完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空间和服务，优化人居的空间接触机会从而提升“城市人”与人居的匹配程度。
在方法上，“可达性”与“满意度”是当前研究中对于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布局合理程度的有效评价视角。“可达性”是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客观属性，是以使用者的活动时间、步行距离和极限等物性尺度来判断住所与社区卫生服务设施之间的空间距离，因此采取可达性来评价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在社区中的空间位置，用居民从住所到达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所需要的时间和距离来衡量；“满意度”则强调主观感受，与使用者的性别、年龄、生命阶段等基本物性特征紧密相关，故而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所提供服务的水平（设施功能）用社区居民的满意度来判断。依据“城市人”理论，“典型城市人”与“典型人居”的匹配即为“可达性”与“满意度”的最优化。
在具体实践中，将以实地调研及访谈的形式获取“典型人居”的相关信息，通过基于自存与共存的问卷和访谈对社区居民和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这一组典型“城市人”进行调查，从而获取相关变量，进行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和功能满意度分析。以“城市人”基本范式为基础，利用回归分析、最优化分析等方法辨识社区卫生服务设施“使用者”和“设施运营者”的共识。结合满意度分析结果，选取高满意度及低满意度的典型社区，提取社区人居要素，如社区的基本属性指标以及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基本属性。对比分析两类社区及其人居要素，找出产生影响较大的人居要素，对可调控因素进行调整，借鉴发扬优秀社区的规划手段和方法，最终达到提升空间接触机会的目的。
2 实证研究
2.1 研究对象及范围
2018年出台的《城市居住区设计规范》（GB50180-2018）以居民步行5分钟、10分钟及15分钟可满足特定生活需求为原则划分居住区范围，生活圈的概念得到了更多重视和肯定。作为服务于社区的配套设施，本次研究将15分钟生活圈作为研究范围。
在“城市人”理论的指导下，以居住空间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作为空间辨析的两大指标，基于“优良的空间基础、充足的基本公共服务、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以及便捷的交通系统”四大基本原则[24]，在武汉市划定并选取24个典型的15分钟生活圈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图1）。
图1 典型生活圈选取
2.2 基本特征
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框架是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辅，医疗诊所、医务室为补充。通过实地调研以及资料查阅发现，武汉市以街道为单位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社区为单位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另有私营诊所由经营者自行选址设置。以上三种设施均可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卫生服务，由于其分类覆盖范围存在空缺地带和相互重叠的部分，所以本文从功能的角度出发，将以上三种设施均纳入到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研究体系。
针对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使用人群和使用时段，本研究通过对不同时段平均断面人口数量统计和使用人群基本特征观察发现：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使用高峰时段通常为上午9：00-11：00和下午14：00-18：00，使用敏感人群以中老年人和家人陪同的儿童为主。这与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对社区卫生服务有更频繁的需求有关，儿童则需要社区卫生设施提供的疾病预防服务。该设施的使用人群特征使得设施的选址、服务等具有了区别于其他设施类型的特殊性。
2.3 可达性与满意度分析
2.3.1 现状可达性
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公服设施的差异性，城市交通系统的空间属性导致公共服务供给利益分配的空间差异[25]。因此，可达性常被用作公服设施空间布局的衡量指标。可达性是基于人的物性的客观评价，以使用者住处到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空间距离或通行时间为表征[23]，与设施点位置、道路交通网络等因素有关。通过对空间可达性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反映出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空间位置和区位，另一方面可作为判断设施布局均衡性的重要指标。
本文基于GIS平台，结合道路交通数据、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点及谷歌卫星图等构建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可达性分析数据库。利用GIS的Network Analyst工具，以350米、700米以及1000米为中断值（对应5分钟、10分钟以及15分钟的步行距离）对以上若干个生活圈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进行服务区分析，得到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在不同距离（0~350米、350~700米、700~1000米、1000米以上）上的可达范围（图2）。
图2 典型生活圈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可达性
为便于统计分析，对可达性的分析结果进行量化。首先对以上各区间进行面积统计，计算得出各距离区间的空间覆盖率：各区间空间覆盖率（%）=覆盖面积/社区生活圈总面积。给以上四个区间依次赋值40、30、20和10分，并据此求出各社区生活圈中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平均可达性：
平均可达性=（0~350米覆盖率）×40+（350~700米覆盖率）×30+（700~1000米覆盖率）×20+（1000米以上覆盖率）×10。
以城投瀚城片区为例（表1）：
表1 平均可达性计算（以城投瀚城为例）
2.3.2 满意度
满意度是人的理性共识和物性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主观评价，是设施是否满足“以人为本”的最终检验，以获取广泛样本、分析共识区间、提取典型满意度样本人居为研究方法[23]，与人的性别、年龄及生命阶段等因素有关。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各生活圈中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满意度评价，满分为5分，并求取平均值，作为本社区生活圈中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整体满意度。
2.3.3 平均可达性与满意度
对上文中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平均可达性”与“满意度”两组数据（表2）进行回归分析，做出散点图并拟合，R2的值为0.715，说明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对社区居民的满意度进行解释。
表2 典型生活圈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现状可达性与满意度
图3 满意度与平均可达性的关系
由图3可知，满意度与平均可达性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即平均可达性越强，满意度越高。与拟合曲线相差较大的点可能是由于其他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如：①设施可达性一般，但本身服务能力相对较弱（存在设施老化、设备不齐、医生数量少等问题）致使该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整体满意度较差；②生活圈范围内存在处于建设中的用地，使得统计得出的平均可达性低于现状住区的实际可达性等。
2.4 需求方共识分析
2.4.1 社区居民基于“自存”的通行时间及距离
由于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特殊性，对基于“自存”心理的社区居民来说，希望能够在需要卫生服务时方便安全地到达社区卫生服务设施，且在不需要卫生服务时不受其负外部性的影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设施点距离住所较近且不紧邻。
通过统计问卷结果得出，基于“自存”心理，针对通行时间，42.86%的社区居民选择了5分钟以内，50%的居民选择了5~10分钟，7.14%的居民选择了10~15分钟，由此拟合出社区居民基于“自存”的通行时间曲线（图4）。
基于“自存”心理，针对通行距离，32.14%的社区居民选择了200米以内，42.86%的居民选择了200~500米，17.86%的居民选择了500~700米，7.14%的居民选择了700~1000米，由此拟合出社区居民基于“自存”的通行距离曲线（图5）。
图4 社区居民基于“自存”的意愿通行时间曲线
图5 社区居民基于“自存”的意愿通行距离曲线
2.4.2 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基于“自存”的服务半径
对基于“自存”心理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运营者来说，希望能够在设施承受能力范围内具有相对较大的服务半径、覆盖尽可能大的社区面积，但当超过一定的距离时，运营者的满意度会随之降低。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基于“自存”心理，针对服务半径，5.41%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运营者选择了200~500米，13.51%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运营者选择了500~700米，45.95%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运营者选择了700~1000米，27.03%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运营者选择了1000~1500米，8.11%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运营者选择了1500米以上，由此拟合出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运营者基于“自存”的服务半径曲线（图6）。
图6 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基于“自存”的意愿服务半径曲线
2.4.3 寻求双方共识——合理的距离及时间
使用者（社区居民）的“自存”意识使其追求更近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共存”意识使其容忍卫生服务设施在一定程度上远离自己住所的事实；服务者（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运营者）的“自存”意识使其希望能够在服务能力之内具有更大的服务半径和范围，“共存”意识使其理解居民希望尽快到达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心态。
为达到两组“城市人”的共识，需要使用者和服务者换位思考，寻求双方在“共存”意识影响下的共识距离/时间。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大部分使用者选择了5~10分钟（46.43%）、10~15分钟（39.29%）为意愿通行时间，同时选择了200~500米（28.57%）、500~700米（39.29%）以及700~1000米（25%）为意愿通行距离；大部分服务者选择了10~15分钟（45.95%）、5~10分钟（32.43%）为意愿时间，同时选择了700~1000米（40.54%）和500~700米（27.03%）为意愿服务半径。
将使用者与服务者基于“自存-共存”平衡下的时间/距离曲线进行拟合，可以得出双方的共识区间：时间为9~12分钟（图7），距离/覆盖半径为600~850米（图8）。在此区间内，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使用者及运营者能够达到共识。根据曲线相交的关系，最终的共识时间为11分钟，共识距离为700米。
图7 基于“自存-共存”的通行时间共识曲线
图8 基于“自存-共存”的通行距离共识曲线
2.5 面向“供给方”的人居要素分析
2.5.1 要素分析
对前期划定的24个生活圈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满意度进行排行，从中选取4个满意度较高和4个较低的生活圈，提取各生活圈中的各个要素变量，包括规模属性、道路属性以及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属性（表3，表4）等。
表3 高满意度生活圈属性提取
表4 低满意度生活圈属性提取
2.5.2 人居要素对比
（1）规模属性：通过比较高满意度和低满意度生活圈的人口密度属性，发现人口密度与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满意度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高人口密度的社区也能够通过增加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规模、提高服务水平等方式达到高满意度的效果，低人口密度的社区也能通过合理规划布局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以社区卫生站或诊所作为补充从而达到较高的满意度。
（2）道路属性：本文将可步行性作为道路的选取原则，不对道路进行等级区分。比较各社区生活圈的可步行道路密度，高满意度生活圈的步行道路网密度显著高于低满意度生活圈。同时，高满意度生活圈社区内部道路的公共化程度以及街区的开放程度远高于低满意度生活圈。所以，整体可步行道路密度以及社区道路公共化程度均是对空间接触机会影响较大的道路要素变量。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区中的可步行道路密度，使其超过25km/km2，同时适当减少小区的封闭性，避免建设大规模封闭性的居住区等，有利于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整体满意度。
（3）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属性：一般来看，高满意度生活圈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普遍具有良好的设施条件，拥有容纳多人同时接受医疗卫生服务的空间和能力，居民对设施及设施服务者具有良好的认同关系；而低满意度生活圈部分存在设施老化、规模过小、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因此，低满意度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可通过改善设施条件、提高服务水平、建立良好的认同关系等方式提高满意度。
3 结论及建议
在进行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规划和布局时，综合考虑以上的研究方法及成果，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使用满意度：
（1）服务范围：以“自存-共存”平衡为共识原则，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应控制在700米范围内，社区居民能够在11分钟内步行到达。考虑到不同城市或不同社区所具有的使用人群异质性，服务半径应控制在600~850米范围内，社区居民能够在9~12分钟内步行到达。
（2）人居要素：根据本文的研究，生活圈的人口密度、容积率及建筑密度等土地开发因素都与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满意度无直接相关关系，因此，在城市中心区，在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的基础上，需要从其他方面着手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满意度，包括①对设施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规模配置，在人口密度较高的社区可在配置标准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设施数量或扩大设施规模，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社区则按照标准进行配置；②依据生活圈的人口属性调整设施配置，如以老年人口居多的社区则应考虑到老年人出行不便从而缩小服务半径进行设施配置等。
（3）道路属性：“可步行道路密度”和“社区内部道路公共化程度”是影响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满意度的可控因素。社区之间应适当提升可步行道路的密度，削弱社区的封闭性，避免建设大规模封闭性小区而对空间之间的联系造成割裂和通行阻碍。同时，完善步行道路网的建设，为居民创造安全、方便的通行环境。
（4）设施属性：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规模”及“服务水平”对满意度影响较大。在符合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规划配置标准的前提下，改善人均医疗资源条件的配置、提高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增强服务能力，保障人人享有高质量的基层卫生服务。
最后，“城市人”理论作为基础性的规划理论，遵循“以人为本”的规划价值观，以“自存-共存”平衡为立论基础，以“空间接触机会”为研究对象，给出了一套严密的逻辑方法和规划范式，对今后的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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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mand-supply Matching of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Facilities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mo-urbanicus: A Case Study of Wuhan
Abstract：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facility is the basis for ensuring the healthy living of residents, and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omo-urbanicus, targeting at the consensus under the “self-existence and coexistence” equilibrium state between users and facility operators, the study aims to build a human-oriented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method based on “rational demand consensus and physical property-based planning matching, and elemental intervention for typical human settlement”. Taking Wuhan as an example, using social survey, regression analysis, optimization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it identified the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satisfaction of the “demand side”. By using the typical living circles elements extraction and comparison method, it propos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radius, habitat attribute, road property and facility quality.
Key words：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facilities; Homo-urbanicus theory; Self-existence and coexistence; Wuhan
作者简介：
魏伟，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欢，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陶煜，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